经济外交是一种古老的国际关系现象，东亚朝贡行为、布雷顿森林会议、各种政府间国际经济会议和谈判，均可以看作是经济外交。(1)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联动显著增强，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外交中的重要关切。经济外交成为各国深化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2004年，胡锦涛主席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经济外交。(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悉国际格局演变，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坚持正确义利观，从“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等一系列经济外交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外交理论内涵，开辟了全球化时代经济外交新境界，形成了中国新时期经济外交工作的新思路、新布局。(3)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经济外交飞速发展。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指出，中方希望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从最高层面推动中拉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并首次提出了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倡议(4),开启了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中拉论坛的成立推动中拉关系进入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并行互促的新阶段。2025年，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拉已经成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宣布启动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从“五位一体”新格局到“五大工程”新愿景，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进一步走深走实。(5)

然而，中拉经济外交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方面，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仍然受到西方话语影响。作为崛起国的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外交行动，在西方守成国眼里都被认为是对其霸权的挑战。(6)例如，美国、欧盟均在战略报告中注意到中拉关系的发展，甚至将中国与拉美地区深化合作看作是对其利益的侵犯。(7)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等抹黑论调导致拉美国家担忧与中国的合作。有研究肯定了中拉经济外交的积极成果，但也担心中拉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的深化会增加拉美对中国的依附。(8)另一方面，中国和拉美自身发展均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武器，奉行“美国优先”战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中拉双方共同面临深化经济外交、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迫切诉求。

然而，如何理解中国的经济外交理念?中国的经济外交理念与其他国家有何不同?目前中国与拉美各国开展经济外交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如何根据拉美国家的多元化特征深入推进中拉经济外交?这些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具有三方面意义：一是阐释中国的对外合作理念，驳斥“西方中心论”视角下对中拉合作的不实指控；二是提供全面的视角，对中拉经济外交进行客观评价；三是讨论在新的国际格局下中拉深化合作的方向，以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中拉共同发展。

一 文献述评

“经济外交”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政府1957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西方国家使用这一术语较晚。(9)但从实践来看，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外交政策。

(一)经济外交的定义

关于经济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有三类研究成果：第一类强调经济外交是利用外交手段实现经济利益(10);第二类强调经济外交是利用经济工具实现国家利益，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扩大外交网络等(11);第三类将经济外交看作经济和政治目标的相互转化，认为经济外交是包含经济因素的外交，要么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交，要么是以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的外交。(12)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经济外交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外交目标，还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目标，这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13)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经济外交是财富和权利的相互转化(14),是实现双边政治互信与经济互融良性互动、相互增益的重要手段(15)。

有研究强调经济外交的主体性，认为经济外交是主权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各部门官员以及专门的外交机构围绕国际经济问题开展的访问、谈判、签订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多边和双边活动(16),其本质是政府通过外交行为对国际经济关系实施的一种干预行为，结果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17)也有研究认为，经济外交的主体包括国家、政府间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三类，此外，一些在政府直接指导或组织下进行的民间对外经济交往也属于经济外交的范畴。(18)

关于经济外交的类型，学界有不同划分方法。有较多文献根据经济外交的内容进行分类，如通过外国援助或外国投资提供资本，通过优惠协定扩大贸易，通过货币政策促进经济交往，也包括实行出口限制、经济制裁等抑制行为。(19)有研究指出，根据外交活动体现的经济内容，经济外交可分为贸易外交、投资外交、财经外交和货币外交四大类；按经济领域划分，经济外交可分为技术外交、能源外交、矿产外交、粮食外交、环境外交、卫生外交、渔业外交、水外交等；按照外交性质来划分，经济外交可以分为援助型经济外交、合作型经济外交和制裁型经济外交；按外交层次来划分，经济外交可以分为全球经济外交、区域经济外交和双边经济外交。(20)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经济外交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政府间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在国际交往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或以经济政策为手段实施的外交行为，以在国际市场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例如，通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跨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提供便利，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本土，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服务国家利益等。(21)

(二)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理论建构及进展

自从经济外交被纳入中国国家战略以来，有较多文献对中国特色经济外交进行了理论建构，并讨论了“一带一路”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及进一步推进的方向。有研究指出，“一带一路”超越了经济为外交服务或者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狭隘视野，力图同时实现经济和外交目标。(22)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并非意在挑战和取代现行的国际体系，而是有助于推动现有国际体系的变革和完善。(23)有学者从软实力、义利观和“一带一路”战略的角度指出，不同于西方大国经济外交奉行的“附加政治条件的‘胡萝卜’加‘大棒’”原则，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转化是通过义利观来实现的，正确义利观是指导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基本原则。(24)有学者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外交注重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并通过建设贸易强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制度型开放等措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25)还有研究指出，“一带一路”需要发挥中国经济外交的引擎作用，让地区关注点重新回到“共同发展”议题上，改变粗放的传统经济外交模式，以双边关系为节点有序缔结网状多边合作，通过打造周边战略支点国家，推进差异性经济外交策略。(26)

就拉美地区而言，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拉经济外交的进展及问题。例如，在分析中国在拉美地区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及美欧应对措施。(27)有研究考察了中拉经济外交与中拉经贸合作的进展。(28)有研究基于基础设施合作的角度，分析中拉经济外交的现状和问题及进一步推进的路径。(29)还有研究指出，伴随中拉论坛机制的建立，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拉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30)有较多文献讨论了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如推动经贸关系多元化、加大对拉美投资力度、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全球治理领域合作等，同时也要警惕域外因素的影响。(31)

(三)经济外交的定量研究

囿于数据可得性限制以及概念界定的模糊，现有讨论经济外交的文献多是从定性描述的角度出发，但也有少部分学者从量化的角度对经济外交研究做了有益探索，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刻画经济外交。现有定量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通过回归方法，研究经济与外交之间的关系。这类文献多是从单一视角来定义经济活动或者外交行为。例如，有研究认为，深化贸易联系有助于促进贸易伙伴与中国在外交问题上的趋同性。(32)有研究讨论了外交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如通过构建1948—2003年法国、美国、德国国家元首对出口国的访问统计数据库，发现元首访问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一次元首访问将促使双边出口增加8%～10%。(33)有研究基于103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出口促进机构能够显著提高出口。(34)还有研究讨论了提高出口促进机构预算、增设大使馆或领事馆对促进出口额的积极作用。(35)

另一类是基于指数构建的方法，试图更为全面地刻画经济外交。例如，有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国际投资协定、贸易协定、设立大使馆数量等维度构建了55个国家的经济外交指数，考察了经济外交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作用。(36)有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包含更多维度的软实力指数，从而从总指数和子指数等不同方面衡量一国软实力。(37)还有研究通过平均值的方法，将投资、已生效实施的法律、与经济外交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的均值作为代理变量来考察经济外交。(38)

以上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但仍存在可以拓展的领域。其一，拉美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讨论中拉经济外交的文献相对较少，并且现有文献主要是从拉美区域整体角度分析中拉经济外交，而从国别角度对中拉经济外交进行差异化分析的文献较少。其二，现有讨论中拉经济外交的文献以定性描述为主，难以刻画中拉经济外交的程度，更无法透视中拉经济外交的国别差异。其三，现有定量刻画经济外交指标的方法较为依赖指标数据本身包含的信息量，缺乏现实意义。此外，仅基于平均值的刻画也难以真实反映各指标之间的关联。

本文在正确理解中拉经济外交的特点和内涵的基础上，试图以恰当的数理方法构建中拉经济外交的相关指标，分析中拉经济外交的国别特点，并讨论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中拉进一步推进经济外交的路径。

二 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济外交目标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外交旨在以经济手段发展政治关系。此时中国国力较为有限，旨在通过经济援助促进对外友好合作。第二阶段是1978—2001年，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外交旨在通过外交为经济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成员身份，并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学习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旨在为国内改革开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阶段是2001—201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目标仍然是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2004年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在区域层面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参与区域金融外交。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今，中国在利用经济外交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间里，中拉之间以民间交往为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地区半数以上的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20世纪90年代，中拉各领域友好合作取得长足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拉关系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的新局面。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可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2001—2007年):加强双边接触，增进了解，促进经济合作

2000年前后，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重工业重新大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增加了对拉美地区铁矿石、铜、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39)这一时期中拉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努力建设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0)21世纪初期，中拉高层互动频繁，为中拉合作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一是高层互动加深了政治互信。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墨西哥期间，中墨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四国期间，同巴西充实和深化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同阿根廷确定建设和发展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同智利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古巴确认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古传统友好合作。二是深化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得到更多拉美国家承认。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秘鲁主动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三是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拉美多国期间，均签署多份合作协议，涉及外交、贸易、投资、科技、教育、旅游等多个领域。在高层互动带来的积极影响下，2004年中墨设立政府间常设委员会指导和协调双方各领域合作，同年中国同智利率先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平等互利合作，为双方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开辟了广阔前景。

这一时期中拉经济外交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在元首外交的带动下，中拉经贸合作呈现跨越式发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年中拉贸易额为126亿美元，2003年达到268亿美元，到2007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26.5亿美元。(41)中拉贸易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助力。如图1所示，2001—2023年间，中国自拉美进口占中国总进口比重和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同步增加。其中，2001—2007年间，二者同步变化的趋势较为明显，中国自拉美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从2.75%上升到5.35%,同期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则从6.66%上升到10.28%。到2023年，这两个指标分别达到9.55%和24.57%。

图1中国自拉美进口占比与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变化情况(2001—2023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s: //data.stats.gov.cn/easyquery. htm?cn=A01;https: //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25-01-05]

(二)第二阶段(2008—2016年):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相互促进，构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发展中国家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参与到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代表性和话语权明显增强。中国与拉美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明显增多。“金砖四国”“基础四国”等合作机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扩大，对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争取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发挥了重要作用。(42)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彼此外交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中国视拉美国家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改革当前国际体系和发展世界经济的伙伴，拉美则视中国为国际体系中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国家。(43)

2008 年11月，中国政府出台了针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首份文件，提出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一阶段性目标。(44)该文件是中国政府继对欧盟和非洲之后发布的第三份地区性政策文件，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针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战略与政策规划体系。同时，该文件的发布也有助于稳定拉美国家对于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预期。(45)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中拉领导人会晤并与拉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成立中拉论坛，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从而打开中拉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46),在战略定位、合作机制、新兴领域、全球治理等方面都做出进一步升级。(1)中拉战略定位进一步升级。与2008年文件强调双边合作相比，2016年文件则提出了“五位一体”新格局，首次明确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中拉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责任。(2)中拉合作机制进一步创新。2008年文件主要通过双边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双方政府间常设委员会、高级混委会、高层工作组等机制加强磋商和沟通，促进交流合作。2016年文件则提出通过“1+3+6”务实合作新框架，积极探索“3×3”产能合作新模式，实现企业、社会、政府良性互动，推动中拉合作提质升级。(3)中拉合作领域进一步深化。相比2008年文件，2016年文件纳入了科技创新、航天、海洋等新兴领域合作内容，纳入了扩大跨境本币结算、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等货币合作内容，强调深化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中拉合作基金、优惠性质贷款、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以及中国—加勒比相关融资安排的作用。(4)新增中拉国际协作的内容。2016年文件强调深化中拉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其他国际场合的交流合作，加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和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强调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并共同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等。

在这一时期，中拉经济外交的领域从以贸易外交为主向投资外交、金融外交与贸易外交共同发展转变。随着中拉贸易的发展及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不断丰富。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数据，2000—2007年中国在拉美地区12个国家共有49笔投资，2008—2016年中国在拉美地区23个国家共有255笔投资。(47)从投资领域来看，中国对拉投资从以矿业投资为主向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产业不断扩展。在金融外交领域，中拉之间的金融合作机制日益完善。2008—2016年中国与阿根廷、巴西、苏里南、智利四国共签署5笔货币互换协议，拉美多国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中拉之间投资基金、专项贷款等金融机制不断建立。(48)

(三)第三阶段(2017年至今):中拉共建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区域合作取得最多进展的地区。对拉美地区而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拉贸易带来了重要的机会(49),这有助于拉美地区实现外交多元化。因此，拉美地区国家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到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2017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访的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会谈，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50)2018年1月，《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发布，标志着中国与拉美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要进展。这一时期中拉经济外交体现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共建行动。

目前，拉美地区已经有2/3以上的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中国与牙买加、苏里南、古巴、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多米尼克等国先后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明确了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中国同古巴制订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工作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务实合作。此外，中拉合作强调发展战略对接。中国提出与玻利维亚、圭亚那等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并与巴西就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达成了共识。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得到了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中国与苏里南、格林纳达等国签署了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谅解备忘录。基础设施建设是中拉经济外交的重要领域。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拉基础设施合作大幅增加。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数据计算，中拉之间72%左右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是在2017年以后开展的。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中拉经济外交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原则，努力建设新时代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中拉关系。伴随自身发展目标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拉经济外交的维度不断扩展，从以贸易外交为主，扩展到贸易外交、投资外交、金融外交、基础设施外交共同发展。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三 中拉经济外交的驱动因素

2025年是中拉论坛正式运行十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中拉不断书写命运与共的佳话，中拉已经成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51)近年来，中拉合作成绩斐然。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回归的国际背景下，团结协作、深化经济外交符合中拉双方共同利益。

(一)中拉之间具有共同的发展诉求

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有诸多利益汇合点，中拉合作有助于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一方面，深化中拉合作有助于拉美摆脱发展陷阱，促进产业升级。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此后却长期无法跨越这一阶段。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与经济脆弱性形成恶性循环；二是经济增长有限与社会不平等叠加；三是政府公共服务无法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52)此外，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还面临财政空间有限、融资成本高和治理能力低的约束。拉美经委会将工业、服务业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14个行业作为拉美地区产业升级的重点(53),其中包括制药业、高端制造业、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业、数字政府、电动汽车、循环经济等。中国在拉美铁路建设、电动汽车、医药制造、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投资有助于对接拉美地区产业转型目标。另外，基础设施、金融合作等公共产品也有助于拉美地区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支持地区工业化发展。从2023年至今，产业合作是中拉元首会晤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光伏产业等新兴领域。

另一方面，深化中拉合作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接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54)首先，部分拉美国家在制度型开放领域走在前列。其中，智利在主导构建全球规则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三个最早参与国之一。其次，拉美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最早开启一体化探索和实践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众多，为中拉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最后，拉美国家对外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众多，部分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了美式、欧式贸易协定模版的形成。深化与拉美地区的规则协调有助于中国深入理解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和经贸规则的演进，有利于中国在对外合作中构建开放包容的合作规则。

(二)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是对南北型合作模式的超越

在合作理念上，与其他国家过于强调自身利益不同，中国的经济外交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坚持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大政策理念突破和创新，凝练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对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政策立场和主张，对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55)从实践上来看，多数国家的经济外交目标均以强调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例如欧盟、俄罗斯、日本均提出了旨在提高自身影响力、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外交目标。(56)美国经济外交则强调“美国优先”和区域控制。与西方主张利益至上、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的实用主义倾向不同，中国的经济外交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系统回答了中国如何看待利益、如何获取利益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中国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57)

在合作形式上，中国开展的国际合作形式更为灵活多样，以适应拉美国家的不同需求。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北方国家在与南方国家合作时，常附带政治条件，干涉南方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例如，在经贸领域，美国将国内立法纳入国际经贸规则，通过《美墨加协定》《通胀削减法案》等构建排他性条款，干涉贸易伙伴的对外合作。有别于传统的南北型霸权合作模式，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外交以发展为导向，强调互利共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协定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多渠道推动合作，合作形式较为灵活多样，适应拉美国家不同需求。

(三)中拉共同面临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

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当时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主要在西方国家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以维护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准绳。(58)中国和拉美共同面临改革现存全球治理秩序的诉求，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多极化发展。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预防和缓解国际收支危机、确保金融稳定的机构，其份额决定了成员在投票权、贷款、特别提款权(SDR)等领域的权利分配比重。美国投票权为16.49%,中国为6.08%,英国为4.03%,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则权重较小。一方面，现有分配机制对拉美等脆弱国家支持不足。拉美国家经济脆弱性和气候脆弱性均较高，但却难以争取到有力的金融支持。拉美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份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巴西和墨西哥是拉美投票权份额最大的两个国家，分别为2.22%和1.8%,其余大部分拉美国家投票权份额不足0.05%。拉美整体投票权比重仅有8.36%。(59)

另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份额中占比逐渐提高。图2显示了1980—2030年间各区域GDP占全球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将从1980年的24.54%上升到2030年的43.89%,中国和拉美GDP占全球的比重从10.5%上升到23.71%;同期，七国集团GDP的全球占比则显著下降，从61.41%下降到42.89%。到203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预计为25.7%,与其在1980年的水平(25.43%)几乎持平。对此，中拉应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平台协调立场，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图2 1980—2030年各区域GDP占全球比重的变化趋势

 

注:2024年以后数据为预测值。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5/april.[2025-04-20]

四 中拉经济外交的总体情况及差异化分析

近年来，中拉经济外交取得积极进展。以贸易领域为例，中国在拉美贸易伙伴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2000—2009年多数拉美国家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2010—2019年中国成为巴西、智利和巴拿马的最大贸易伙伴，2020—2023年中国成为巴西、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最大贸易伙伴。(60)

(一)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试图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基于对中拉经济外交的理解，构建中拉经济外交的指标体系，为理解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经济外交与经济合作的本质差别在于，经济外交是机制化设计。本文拟从经济外交的分类入手，通过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中拉经济外交的进展。(61)(1)从整体外交来看，“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本文从中拉签署的双边合作文件数量、是否加入“一带一路”、是否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是否签署全球发展倡议对接文件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2)从经贸外交来看，本文考察了中国在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拉美一体化协会等次区域组织中与成员国存在对话机制的个数。此外，还涵盖中国与该国是否设有高委会、混委会或常设委员会，是否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相关数据基于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网站信息整理。(3)从投资外交来看，本文纳入了中国在拉美投资项目的数量，数据来源于拉美—中国学术网。另外，也包括中国是否与该国签署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或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外交部网站。(4)从金融外交来看，纳入本研究指标体系的指标包括：中国与一国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该国是否为亚投行成员国，数据来源于亚投行网站；中国与该国是否存在国别基金；中国对该国贷款笔数，包括中国对该国发展性融资和商业贷款两类，数据来源于波士顿大学和美洲对话组织联合数据库；中国是否在该国设立人民币清算行，以及银行间外汇市场结算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5)从基础设施外交来看，纳入本研究指标体系的指标包括：中国在一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累计数量，数据来源于拉美—中国学术网；中国是否与该国签署基础设施合作文件，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

(二)模型选择

在确定指标体系后，需要明确如何选取合理的模型，如何对各指标赋予合理的权重，以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可靠性。现有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其中，主观赋权法较为依赖决策者的意愿和偏好，客观赋权法能够基于数据包含的统计特征及信息量大小对指标赋予权重，但不足之处是有时权重可能与现实不符。为解决该问题，部分文献在分析中使用熵权—层次分析法(62),将主观和客观赋权法相结合，有助于客观反映数据所包含的信息量。本文借鉴这种方法构建了中拉经济外交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1)熵权法

 

(2)层次分析法

(3)熵权—层次分析法

 

(三)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得到中国与拉美不同国家的经济外交指数情况(见表3)。

 

基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对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外交情况按照不同特征进行差异化分析。

一是经济外交全面推进型国家，以智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为代表。这些国家均在综合指数或多个分项指标上表现突出。其中，智利与中国在整体外交指数和贸易外交指数上居于拉美国家首位，投资外交指数和金融外交指数在拉美国家也居于前列(分别位于第三名和第四名)。相较而言，中国与智利的基础设施外交指数显著低于其他领域的外交指数，但仍居于地区上游(第七名)。阿根廷与中国的投资外交指数位于拉美国家第二名，金融和基础设施外交指数均位于拉美国家第三名，尽管整体外交指数和贸易外交指数低于前面三个指标，但仍居于拉美国家上游(分别位于第六名和第八名)。巴西与中国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外交指数居于拉美国家首位，在综合指数上位居第四。墨西哥与中国的经济外交则受投资、金融和基础设施合作驱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投资合作，中墨投资外交指数位于拉美国家第一名，金融外交和基础设施外交指数位于第二名。

二是经济外交整体合作驱动型国家，以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为代表。该地区国家经济体量小，脆弱性高，希望推动与中国的整体性合作，多数已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或合作规划文件及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文件。另外，中国针对加勒比国家脆弱性高的特点，与该地区多个国家签署了保护蓝色经济谅解备忘录。加勒比多国整体外交指数显著高于其他领域外交指数，如苏里南、多尼米克、格林纳达整体外交指数分别居于拉美国家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部分国家整体外交指数相较于其他领域更为突出，如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

三是贸易外交驱动型国家，以秘鲁、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为代表。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与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机制安排更为丰富。2009年中国与秘鲁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二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在拉美签署的首个一揽子贸易协定。2024年11月，中秘共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新增标准合作、竞争政策、电子商务、全球供应链、环境与贸易五个章节，并对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检疫与植物卫生措施、知识产权等原有章节予以细化。(63)其中，全球供应链章节是双方在自贸协定下的创新之举。中国与洪都拉斯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但双方已签署了早期收获安排，双边进出口可按照早期收获安排实行原产地管理。(64)另外，中国与秘鲁、洪都拉斯分别设有经贸混委会，2024年4月中秘经贸混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2023年中国—洪都拉斯经贸混委会召开首次会议。

四是在部分领域突出型国家。第一类是基础设施和投资驱动型国家，以哥伦比亚为代表，中哥基础设施外交指数显著高于投资外交指数，在拉美国家排名第四。第二类是投资外交驱动型国家，以巴哈马、玻利维亚为代表。第三类是投资外交和整体外交驱动型国家，以牙买加、巴巴多斯、乌拉圭和古巴为代表。其中，乌拉圭整体外交指数在拉美地区排名第五，牙买加投资外交指数和整体外交指数分别位列第六名和第九名，巴巴多斯投资外交指数位于第九名，古巴整体外交指数和投资外交指数均位于第八名。第四类是贸易和投资外交驱动型国家，以厄瓜多尔、圭亚那为代表，但圭亚那投资外交指数显著高于贸易外交指数。第五类是投资和金融外交驱动型国家，以委内瑞拉为代表，在拉美国家中均位于第五位。

五是开展经济外交有限型国家。这类国家为拉美地区尚未与中国建交或中止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国家，包括巴拉圭、伯利兹、海地、危地马拉、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

五 结论

本文梳理了中拉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并探究了中拉经济外交的驱动因素。结合对中拉经济外交的理解，本文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含整体外交、贸易外交、投资外交、金融外交、基础设施外交五个领域18个三级指标作为衡量中拉经济外交的指标系统，并对拉美国家进行了差异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外交存在差异：与智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在综合外交指数或多个分项指标上表现突出，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经济外交主要由整体外交驱动，与秘鲁、洪都拉斯等国在贸易外交领域的表现更为突出。

本研究为理解中拉经济外交的进展提供了一个分析角度。中拉经济外交是动态变化的，各指标只是对现阶段的合作程度做出评价，目的是在现阶段合作水平的基础上讨论深化中拉经济外交的方向，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合作。拉美各国在经济体量、发展状况和对外合作诉求方面都有所不同，不同的合作指标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与其他国家过度重视自身利益不同，中国的经济外交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希望将自身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全球经济贸易持续疲软严重危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进程。拉美国家由于与美国贸易联系密切，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更为严重。本研究为目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进中拉经济外交、促进中拉共同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全面推进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的联系。中国应借助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加深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的对话，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投资外交、金融外交、基础设施外交深化与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联系，为深化与各国在多边层面的协调奠定基础。

第二，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成果，提高脆弱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鉴于加勒比国家经济体量小、经济脆弱性高，受美国关税战影响更为严重，中国可与该地区国家在物流、蓝色经济、数字经济领域加强合作，提高物流效率，弥合数字鸿沟，为实现包容性、创新性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第三，积极发挥中国与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效应。在双边层面，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领域的对接；在区域层面，进一步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在多边层面，与拉美国家共同维护世贸组织基本原则，持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便为推动彼此经济增长提供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