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盛行，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萎缩。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采取了加征关税、限制进口和投资审查等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措施被过度应用，成为发达国家抑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工具。保护主义势必削弱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活力，导致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减少。在此背景下，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2%,如果将外资中转地排除在外，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连续第二年下降，降幅超过10%。一些国家的投资保护给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境并购等活动带来了更多障碍。部分国家鼓励企业将生产和投资回流本国，以促进国内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这种“回流”政策虽然短期内看似有益，但长期内可能导致全球投资环境的恶化。随着技术竞争的加剧，各国对关键行业的外资控制趋严，国家安全成为投资审查的重要考量。这使得一些高科技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到抑制。就企业层面而言，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加大，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贸易冲突加剧等背景下，企业对跨国投资的信心下降。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通常会评估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任何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决策。许多国家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特别是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限制。这使得企业在寻求国际市场机会时面临更多障碍，从而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然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依然活跃，成为支撑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稳定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772.9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1.4%,连续12年位列全球前三，连续八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23年增长了31.5%,达到407.1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3%。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了1.7万家企业。这些企业的总体经营状况良好，大多数实现盈利或持平。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虽在2023年出现了下降，但近十年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在质和效两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成果，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促进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企业在拉年度直接投资额从2003年的2.8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87.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8.77%,在2019年曾达到192.3亿美元。(1)拉美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虽受到国际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干扰，但中国企业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势头依然强劲，反映出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彰显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的持续深化和韧性。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现状、趋势及动因的分析，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低迷的大背景下，通过回顾对外直接投资既有理论，探讨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文献与理论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OFDI)理论的发展是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的丰富和演进体现了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动和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从早期的资本禀赋理论到现代的跨国公司行为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逐渐扩展了分析视角，不仅涵盖了资本输出的动因和影响，还深入探讨了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双向互动和政策环境的调节作用，以及企业在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适应与创新。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更成为推动技术转移、市场整合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指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希望通过更多实现知识资产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以克服不完全竞争，从而获取垄断优势的行为。(2)之后的学者发现该理论缺乏动态分析，无法对20世纪60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无垄断优势的中小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进行解释。之后弗农提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和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相关，企业会在产品成熟阶段进入其他国家市场。(3)然而，这一理论对部分跨国公司对原材料和非出口替代类型的投资缺乏解释力。巴克莱和卡森进而提出内部化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内部化跨国市场交易，可以更高效地配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内部化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力。(4)后续诸多学者又分别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5)、企业特定优势(6)、乌普萨拉模型(7)、制度理论(8)等，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理论阐释。近年来，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尤其是中国企业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持续深化。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动机由以资源获取为核心，向以资源获取为主、市场寻求为辅过渡。(9)此外，有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重构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10)

(二)基于“全球南方”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传统理论在解释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时显得力不从心。威尔士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小规模技术优势，可以在小市场中具备技术和价格优势，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11)拉奥强调技术引进要根据引入地区的具体条件进行本地化改造，以确保技术适应目标市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特点，从而获得技术地方化的优势，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之一。(12)坎特威尔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端转型的核心动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不仅能够提升生产效率，还能进入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从而实现企业跨国化。(13)马修斯认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可通过与发达市场或其他企业建立网络获得资源或市场准入，利用已有资源、技术或市场来创造竞争优势，通过国际化实践不断吸收经验和知识从而提升自身能力。(14)还有学者提出一种解释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跳板”理论，认为国际扩张被视为一个跳板，企业利用海外并购、合作和市场进入可以快速实现能力积累。(15)

全球南方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集合，近年来成为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域。在此背景下，新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旨在解释南方国家之间投资流动的特殊性。全球南方企业通常面临技术与资本的劣势，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更多与市场开拓、资源获取和知识学习相关。(16)同时，南南合作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强调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如中国企业在拉美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投资。(17)全球南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企业通过整合东道国的资源与母国的市场需求，创造协同效应。(18)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对拉美直接投资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通过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为中国企业对拉美的投资提供了理论支撑。高质量发展成为企业自身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思想指引，经济发展应注重质量与效益，这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结构与方向。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拉美直接投资表现出新的特征。一是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在清洁能源领域，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了多个太阳能、风能和水电项目，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二是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合作。中国企业在拉美的基础设施投资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注重文化交流与社会责任。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倡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时注重本地化经营，通过创造就业、教育合作和社区服务赢得了当地的广泛支持。

全球南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常伴随对东道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如就业创造和技术转移，这在拉美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19)中国企业对全球南方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资源寻求特征，如对拉美矿产和农业资源的投资；同时，这种投资也推动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20)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影响力(21),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战略指引。通过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加强中国与拉美在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中拉实现跨越太平洋的高质量合作，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打造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22)这一思想对现今乃至未来中国企业对拉美直接投资起到了指引作用。

二 复杂环境下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评估

面对日趋复杂的全球经贸和投资环境，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然而，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仍保持了韧性和活力，表现出质量持续提升、领域不断拓展等新特征。

(一)全球经贸和投资形势进入动荡期

近年来，全球经贸和投资环境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多重挑战交织，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动荡期。从贸易到投资，多个领域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深刻调整，这种趋势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也对各国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全新挑战。

一是全球贸易领域受到严重冲击并出现调整态势。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趋势出现显著退潮，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对全球供应链和跨国企业投资决策造成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技术出口管制的强化、关税壁垒的增加，以及贸易争端迟迟未能解决，使得全球贸易增长步伐显著放缓。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24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仅为2.7%,低于新冠疫情前数年的平均水平。(23)这种低迷态势反映了全球经济复苏动能的不足，也暴露出主要经济体间合作机制的脆弱性。尤其是美中经贸摩擦，其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已不仅局限于两国，还对全球供应链效率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严重阻碍。

二是全球投资环境遭受严峻挑战。与贸易领域类似，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严峻考验。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最新报告，发达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流量同比下降近20%(24),这一趋势主要受到能源价格波动、技术出口受限以及供应链再配置的多重制约。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和供应链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此外，企业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逐步调整投资策略，更多选择在风险较低的地区投资，特别是加强区域性供应链的布局。这一趋势反映了跨国企业在面对全球不确定性时更加注重风险控制与长期战略布局。

三是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应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对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吸引外资，许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降低税收、简化审批流程、强化法律保护等。然而，这些措施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被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蔓延所抵消。此外，全球性的政策协调难题使得国际社会在应对共同挑战时面临更多障碍。要实现全球投资和贸易的复苏，各国须在经济政策上达成更大共识。例如，通过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协调，推动国际组织在解决争端和促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当下全球经贸和投资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要求各国在政策制定上更加务实，企业在投资决策上更加审慎，而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须加强合作。这不仅是当前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经济迈向可持续与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

(二)中美博弈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

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美国通过其“投资、竞争和结盟”战略，将国家安全置于经贸和技术发展的首位，全面遏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主导的“脱钩”政策和国际规则的改变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拜登政府强化对华“脱钩”战略以来，中国在海外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受到了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全方位打压。美国通过技术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以及与盟国协作对中国企业设置障碍，导致中国企业在目标市场的投资环境日益复杂。例如，2023年美国推行的“芯片四方联盟”政策显著限制了中国企业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布局。美国主导的对华制裁不仅局限于中美双边，还扩散至第三国市场，特别是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这些地区逐渐成为中美经济博弈的延伸场所。(25)中国企业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项目，尤其是涉及基础设施和能源的项目，频繁受到美国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干预，导致项目执行的复杂性和成本上升。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间接影响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从2024年至2025年乃至之后的几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预计将降至3.2%左右，显著低于历史水平。两大主要经济体也将面临类似的增速放缓，预计美国2024年和202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2.7%和1.9%,而中国的增速则为4.6%和4.1%。这一趋势将同样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得到体现，特别是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主要经济体。全球高通胀、高利率及能源价格的不确定性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构成巨大压力。(26)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要应对来自地缘政治的阻力，还需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表现出一定的韧性和潜力。过去十年间，亚洲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其中，中国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带动了亚洲乃至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根据2018—202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参与情况数据，美国、日本和中国位居前三，三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相近。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增长0.9%,达到1478.5亿美元，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从此前大幅波动的阶段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也应该看到，与2016年的高点相比，当前的投资规模仍明显下降，显示出政策环境和外部压力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造成了深刻影响。2018—2022年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94%,显著低于美国的6.79%和日本的14.57%。(27)这一差距表明，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仍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中国企业在亚洲、非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潜力仍然可期。

面对中美博弈的持续升级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中国企业正逐步调整其投资布局，更加注重地缘政治风险较低的区域市场，同时更加注重投资的多元化布局，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优先考虑区域性经济体或新兴市场中的低风险领域。在高技术领域受到制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通过加强技术合作和区域供应链建设等方式，提高海外投资的综合效能。中美博弈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复杂挑战，但也蕴藏了新的机遇。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须在战略上更加灵活，选择更稳健的投资方向，同时借助国内政策支持和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转型。因此，借助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红利，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通过深耕拉美市场，在获取更大市场空间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表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在2000—2004年间，中国投资占该地区外资总量的比重为2.97%,到2015—2019年间这一比重增至3.6%。即使在2020—2023年间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该比重仍达到2.75%。同时，单笔投资交易金额从2015—2019年间的平均2.7亿美元上升至2020—2023年间的3.1亿美元，每笔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平均高达1902个，超过了以前的水平。(28)这种就业创造能力显示了中国企业直接投资对拉美地区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

绿地投资的快速增长成为亮点。2020—2023年间，绿地投资占中国企业对拉美直接投资的45.4%,几乎是2015—2019年间的两倍。虽然并购投资仍是主要形式，但绿地投资已成为最具活力的投资类型。绿地投资占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创造的工作岗位总数的84.89%,每笔绿地投资的岗位创造系数显著高于并购投资。②这表明，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当地就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1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额及带动的就业数量(2003—2023年)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计算。https: //redalc-china.org/monitor/historico-de-ejemplares-del-monitor/.[2024-12-20]

然而，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全球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影响了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决策。2023年，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出现下降，直接投资项目共计33个，投资额为87.48亿美元，创造工作岗位26530个，分别同比下降43.53%和37.81%。③此外，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投资策略也发生了调整，从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转向关键矿产、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等战略领域。这一转型导致新投资项目的总额有所下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兴趣减弱。

(四)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差异化分析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呈现出国别间的差异化特点。在国别分布方面，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的目的地日益多元化，随着中拉共建“一带一路”伙伴的增加，以及建交、复交国的增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更多拉美国家覆盖。巴西依然是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占2020—2023年中国在拉直接投资总额的33.95%,与此同时，阿根廷(22.52%)、墨西哥(15.06%)、秘鲁(11.34%)和智利(8.73%)在中国企业对拉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显著提升。其中，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在创造工作岗位方面表现突出，2020—2023年间中国在墨直接投资共创造了11.2万个工作岗位。同期，中国企业单笔投资交易在墨西哥平均创造2086个就业岗位，而这一指标在阿根廷为584个。2020—2023年间，巴西平均每年吸引中国直接投资27.34亿美元。同期，阿根廷和墨西哥年均吸引中国企业投资额也呈现增长，分别达到26.03亿美元和17.4亿美元，显示出拉美区域大国对中国资本的吸引力持续增强。(29)

在行业分布方面，中国企业对原材料领域的直接投资比重显著下降，从2005—2009年的94.81%降到2020—2023年的41.96%。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内市场的投资比重在2020—2023年达到32.78%,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增至22.72%,展示出投资领域的多元化发展。尽管在金属、矿产和采矿等原材料相关行业的投资仍占较大比重(2020—2023年占比为34.22%),但已大幅低于2005—2009年的81.41%。

能源领域、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在过去十年中显示出显著的增长势头，逐渐成为中国投资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目前，能源行业已大规模转向非化石能源领域，体现了中国投资的绿色发展趋势。自2020年以来，中国在拉美非化石能源项目中的投资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显示出绿色发展的强劲趋势。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成为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新热点，在墨西哥和巴西的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新能源车和汽车零部件领域的投资不仅推动了当地汽车产业的发展，更逐渐形成拉美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为拉美地区经济和就业的长期增长带来了驱动力。

图2中国企业在拉美不同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及拉动就业数量(2003—2023年)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计算。https: //redalc-china.org/monitor/historico-de-ejemplares-del-monitor/.[2024-12-20]

图3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不同行业占比(2003—2023年)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计算。https: //redalc-china.org/monitor/historico-de-ejemplares-del-monitor/.[2024-12-20]

在部门层面，中国在拉直接投资主体中公共部门的占比较大，占中国企业对拉直接投资总额的70.8%。同时，私营部门占比正在显著增加，在中国企业对拉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已从2005—2009年的11.01%上升至2020—2023年的39.3%。尽管公共部门在中国对拉投资中依然占据主导，但公共部门在创造就业方面的贡献已经有所减少。据统计，公共部门对创造就业的贡献率已从2005—2009年的59.24%降至2020—2023年的15.93%。(30)这一变化主要反映了公共部门投资项目中高资本密集度和导向单一重大项目的特点，相比之下，私营部门更加重视创新和分散投资。公共部门单个投资项目平均创造865个就业机会，而私营部门单个投资项目平均创造1165个就业机会，前者带动就业效应较低。同时，私营部门投资深入服务业和新能源领域，与公共部门功能产出型投资互为补充。

图4按公/私部门划分的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项目数(2003—2023年)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中国学术网数据库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计算。https: //redalc-china.org/monitor/historico-de-ejemplares-del-monitor/.[2024-12-20]

从赴拉投资的中国企业地理来源来看，2000—2023年间，来自北京的企业投资占比明显下降，从80.04%逐渐降至45%。随着对拉直接投资的国别和领域的多元化，来自香港特区、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的企业参与度显著提高。根据2020—2023年的数据，对拉直接投资排名前五的中国企业共贡献了11.46%的投资额，其中两家国有企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合计共占27.93%。在创造就业方面，集中度更为明显，前五家企业的贡献占比67.32%。其中，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创造的工作岗位占比为55.48%,在所有中国企业中排名第一。(31)

(五)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趋势评价

尽管2023年中国企业对拉直接投资出现了一定下降，但回顾过去十年的数据，在总体上依然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投资规模的扩大，还体现在投资项目质量的跃升。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率已显著提升，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规模增长显著。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不断加大，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呈现显著增长，单项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长周期运作项目增加。这些投资为拉美地区注入了大量资本，显著缓解了当地的资金短缺问题。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企业参与的大型铁路和水利工程项目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地区互联互通，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在能矿尤其是锂矿资源领域的投资持续上升，同时在新能源、汽车制造、数字经济和规模化农业等领域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为拉美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持。

二是质量提升突出。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项目附加值提升。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领域正从传统资源型产业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业拓展，特别是在清洁能源、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等领域表现突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项目投建标准提高，在规划设计和施工标准方面，注重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管理效能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投资项目质量的提升不仅体现了中国企业“以质取胜”的全球化策略，也符合拉美地区追求绿色转型和技术升级的需求。

三是领域不断丰富。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覆盖面日益丰富，直接投资所涉及的产业不断增多，新能源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精密仪器制造等领域成为新热点，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企业不断落地，新消费领域持续活跃。当前，中国企业在能源、医药、零售和共享出行等方面得到市场广泛认可，并加速实现产业精密化、AI赋能和全链条服务。中国企业在拉美大力推动绿色能源项目，如光伏电站、风能和水力发电等，为拉美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随着中拉民间交流的增进，以旅游业、餐饮业为代表的服务业投资不断增加。

四是效益日益多元。大量中资项目(尤其是在能源、交通和通信领域的投入)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项目不仅重视经济效益，还充分重视社会效益。中国企业投资项目在拉美创造的就业不断增加，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同时，通过积极开展培训和教育项目，提高了当地劳动力技能水平，为拉美国家带来了直接的社会效益。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中国企业重视项目的环境友好性和可持续性，积极与当地环保组织和公益组织沟通协调，不断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意识。

五是本地化突出。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过程中注重本地化经营，并不断增强与当地社会和经济的融合。中国企业不断提升对当地企业和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部分企业实现经营管理层的本地人才引进；积极学习和适应拉美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不断拉近与当地社会的距离，建立信任关系；加大对当地生活基础设施的改善投入，推动拉美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投资项目直接或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同时通过技术转移和本地化管理，提升了当地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增强了地区国家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未来，中国企业将继续为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贡献，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拉双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赢。

三 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在前文对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下面进一步对原数据样本进行处理，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探讨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一)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数据库样本是以投资事件发生为序列的截面数据，包含投资事件、投资企业、投资时间、投资所在国、所投行业、项目类型、目标城市、投资金额、就业人数等详细的特征数据。一方面，通过对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可识别不同类别投资事件中特征变量之间的差异，从而识别投资事件之间的差异和特征趋势；另一方面，可对截面数据样本进行年度和国别加总并重新组合排列，生成一份面板数据(32),从而在年度时序上进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从截面数据来看，2003—2023年间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项目累计630个，其中公共投资项目253个，私人投资项目377个；累计总投资额1925亿美元，直接提供65万个就业岗位。(33)从行业分布来看，技术购买、服务业、制造业、原材料累计投资事件分别为204个、226个、177个、23个。从面板数据来看，在进行分国别分年度数据整理后，得到投资额、就业和年度投资特征变量值(见表2)。

 

(二)模型构建

(三)结果分析

混合回归结果通过散点图形式反映(见图5),可见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对就业有显著带动作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为1.49(t值3.75),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固定效应回归系数为1.38(t值2.96),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图5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和创造就业数据混合散点图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验证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影响变量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计算结果见表3。

回归结果显示，一国经济规模影响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且作用为显著正向。这也验证了中国企业投资事件为何主要发生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规模大的经济体，符合对外直接投资经典理论的框架，即规模大的经济体具备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投资机会。对部分控制变量的系数分析可以得出，经济依赖能矿资源的拉美国家不利于中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这可能是由于经济结构单一使其难以吸引中国企业新增的多元领域投资。这也符合基于“全球南方”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在不断拓展，从单一互补向多元互补发展。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会通过与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影响中国企业投资事件，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对经济规模吸引中国企业投资事件有促进作用，这反映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对拉直接投资上的重要指引作用。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已从传统资源型转向多元化领域，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和科技领域，覆盖面不断拓宽，显示出中拉合作的蓬勃生机。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3给出的随机效应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且作用方向保持不变，这为实证结果提供了稳健性支持。除此之外，还可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样本和纳入工具变量的方法，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投资额替换为投资事件数量进行回归计算，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经济规模对投资事件数量的回归系数为5.83e-12(t值为4.68)。二是变换样本，仅纳入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六国小样本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经济规模对投资事件数量的回归系数为2.39e-09(t值为2.83)。三是选取净移民为工具变量，经验可知，净移民与经济规模相关，一般不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将工具变量纳入模型，计算出的回归系数为9.66e-09(t值为1.88)。基于上述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模型具有稳健性。

四 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数据的分析可见，随着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推进，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表现出规模增长快速、质量提升显著、领域不断丰富、效益日趋多元、本地化突出等特点。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形成了新阶段基于“全球南方”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生动体现。在新的发展阶段，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发展和跃升。

一是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机制。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出中拉“一带一路”合作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促进作用。因此，可在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政府间各项合作协议，推动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积极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建立稳定的政策环境，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时，深化政策沟通与协调，推动双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境物流便利化及能源、矿产、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的深度合作。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机制，为企业创造更加开放、透明、包容的投资环境。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融入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协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共享经济增长机遇。完善多边框架下的中拉企业互动机制，有效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积极作用，为“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进一步探索创新合作方式，加强政策对接和信息共享，促进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智库的合作，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向纵深发展，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案例。

二是优化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显示出，中国企业在拉投资已从传统资源领域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因此，可重点布局新能源、人工智能、新能源车制造、生物技术、航天科技等创新型产业。抓住拉美地区能源转型和数字化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助力拉美国家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推动中国企业将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积极参与拉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国企业在第五代移运通信网络、数据中心和智慧城市项目上的投资。推动与拉美国家的联合研发和技术合作，支持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建创新平台，提升合作的科技含量与发展潜力。积极开展技术输出和产业链延伸，帮助拉美国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附加值。此外，通过引入精准农业、智慧农业和循环农业，助力拉美地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可持续农业转型。

三是加强中国企业本地化经营与社会责任。鼓励企业深入了解拉美当地文化和市场需求，注重文化融合与尊重，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摩擦。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和支持本地节庆活动，增强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拉近企业与社区之间的距离。培养本地化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人才，建立完善的本地员工培训机制，帮助员工提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当地提供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助力社区经济发展。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发展方面，提升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品牌形象和声誉。设立企业慈善基金和员工关怀基金，在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下积极捐钱捐物，对有困难员工及员工家属及时施以援手和关爱。定期与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社区代表进行对话，倾听多方意见，形成多元化的包容合作机制。

四是推动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发挥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领域的优势，支持对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和数字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推动中国企业项目运营和企业管理的数字化，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化工具和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现生产、供应链和市场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通过AI数据分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在制造业领域，推进全流程数字化转型，推动智能化生产模式的普及，实现更高效、更灵活的生产体系；同时，有效降低企业的能耗和废弃物排放水平，打造环境友好型工程项目和绿色生产基地。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以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和拉美国家的绿色发展需求。

五是创新中拉项目投资合作模式。中国企业对拉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拉直接投资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因此，可探索创新模式，促进中国企业与拉美本土企业及国际机构的合作。推动产学研联合，增强创新能力，共同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强化三方合作机制，推动“中欧拉”“中美拉”企业合作模式。鼓励中国企业与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拉美市场形成合作联盟，充分利用多方资源和市场网络，提高项目的实施效率和覆盖范围。推动产学研联合，支持中国企业与拉美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增强合作的科技创新能力。探索联合贷款、绿色债券融资、风险投资基金支持等新型融资模式，吸引更多资金流向中拉合作项目。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作，积极协调世界银行、亚投行和美洲开发银行，为中拉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和政策指导，提升项目可行性和抗风险能力。

六是强化对外投资理论研究与思想指导。加强对新阶段“全球南方”合作实践的系统研究，以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实践为样本，总结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逐步完善和优化基于“全球南方”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应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拉合作的指导意义，强化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具体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