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门罗主义”

宋均营

在当前形势下讨论美国“新门罗主义”及其对中美拉关系的影响正当其时。2025年新年伊始，拉美议题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加大了对拉外交的力度，国务卿鲁比奥将上任后首次出访安排在拉美四国，除力推移民议题外，还对中拉合作予以牵制。特朗普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声称要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兼并格陵兰岛，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回顾门罗主义的发展历程，探究美拉关系的底层逻辑，展望其未来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一)门罗主义的外交实践和政策逻辑

自1823年门罗总统发布《门罗宣言》以来的200多年间，门罗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政策形态，构成了美国处理对拉关系和塑造西半球秩序的底层逻辑，服务美国霸权从地区走向世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大概来看，门罗主义经历了如下六个发展阶段。

一是“锋芒初露”阶段(1823年至19世纪末期)。美国在提出《门罗宣言》之后，鉴于自身实力较弱，实际上对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对拉美的侵略和干涉活动并没有太多干预。1845年12月，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援引《门罗宣言》原则，创造出“门罗主义”一词。他在国情咨文中做出的“美国不仅能对已存在的威胁进行干预，还可以对可能发生的威胁采取行动”的表态，被称为“波尔克推论”。该推论为美国领土扩张和对外干涉提供了理论依据。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具备了与欧洲列强竞争的实力，开始以拉美“保护人”自居。门罗主义也逐渐发展出“格兰特推论”和“奥尔尼推论”,先是禁止欧洲列强在美洲占有领土，后又声称美国有权为西半球提供保护，使美洲由“美洲人的美洲”实质上转变为“美国人的美洲”。

二是“挥舞大棒”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在进入20世纪后的头二三十年里，美国国力不断增强，成功地将欧洲列强排除在西半球之外，基本确立了在拉美的霸主地位。门罗主义也顺势得到调整与改造，从防御转向干涉。1904年12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门罗主义进行了重新解释，以拉美文明程度欠佳为借口，借反对欧洲列强干预之名，主张“美国有必要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该解释被称为“罗斯福推论”。根据这一推论，即便其他美洲国家并未受到欧洲列强干涉，美国也能对其进行干预。门罗主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霸权原则，美国妄图控制拉丁美洲的霸权野心昭然若揭。

三是“有限睦邻”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经济大萧条和拉美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双重影响，这一时期美国不得不改变扩张策略，有限度地调整对拉美政策，由军事武力干涉向经济外交干涉转变。1933年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亦称“小罗斯福”总统)正式提出更为温和、灵活的对拉“睦邻政策”,声称尊重自己也尊重别国的权利，承诺放弃武装干涉拉美，并在经济上奉行互惠贸易政策。

四是“全力遏苏”阶段(冷战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将其总体战略调整为在全球与苏联抗衡，历届政府不断向门罗主义注入新的内容与时代色彩，通过经济援助、政权颠覆、军事征服等手段，阻止拉美与苏联接近，以巩固美国在拉美的霸权地位。

五是“暂时蛰伏”阶段(冷战结束至21世纪头十年)。苏联解体后，“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形成，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经过有意识的包装与美化，门罗主义实现从“美国人的美洲”向“美国人的世界”转变。1990年3月，老布什总统强调要与拉美建立“新伙伴关系”。克林顿总统基本延续了老布什执政后期的对拉政策，对拉工作重点从安全转向经济，由援助转向贸易。在克林顿总统倡议下，第一届“美洲峰会”于1994年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奥巴马本人和时任国务卿克里都宣称“门罗主义已经终结”,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曾建立中美拉事务磋商机制。然而，美国并未真正放弃门罗主义，而是实施了“没有门罗主义之名的门罗主义”,试图重塑美国在拉美的领导地位。

六是“强势回归”阶段(2017年至今)。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再次将门罗主义作为美国的正式外交政策，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公开称赞门罗主义是美国的一大成就，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认为“门罗主义还活着，且生机勃勃”。“新门罗主义”粉墨登场。中国成为门罗主义回归后的主要针对目标，美国不断打压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拜登政府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拉政策，虽然宣布拉美是美国的“前院”而非“后院”,但仍然将拉美看作自家的“院子”。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新门罗主义”。

综上所述，200多年间门罗主义经历了不断发展和演化的过程，尽管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力度和强度不尽相同，但排外主义与干涉主义的影子一直相伴门罗主义左右，是美国推行门罗主义的两大政策逻辑，贯穿始终、从未间断，服务于美国构建地区霸权和全球霸权的目标。

(二)特朗普“新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明显加大了对拉美的关注和投入，执政团队中“知拉派”分量明显上升，尤其是拉美裔政客鲁比奥被任命为国务卿。2025年鲁比奥上任伊始就访问危地马拉、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四国，又于3月份出访牙买加、圭亚那、巴巴多斯三国，推进美国关于移民、安全、“中国威胁”等优先议题。此外，特朗普政府多位高官与拉美国家政要的互动也极为频繁。特朗普“新门罗主义”议程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是强制遣返移民。特朗普政府不顾国际道义和基本人权，通过威逼利诱手段，强制遣返来自拉美国家的非法移民。大多数拉美国家迫于压力，不得不向美国妥协。

二是介入地区安全议题。特朗普政府以地区有组织犯罪、贩毒活动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指责拉美国家安全治理不力，并表示不惜动用武力进行干涉，胁迫拉美国家做出让步。特别是在芬太尼问题上，指责墨西哥政府对贩毒集团的打击力度不够，顺带指责中国“放任毒品流入美国”。

三是挥舞关税大棒，推行经济霸权主义。特朗普政府对拉美国家无差别强征“对等关税”,拉美国家被迫与美国展开谈判，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施行的经济讹诈做出让步。

四是拉右打左，对拉美分而治之。分化拉美是美国门罗主义的一贯政策。特朗普上台后，加大对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激进左翼国家的制裁力度，寄望于“以压促变”。同时，增强对地区右翼势力尤其是极右翼势力的支持力度，利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等平台加强与极右翼势力的互动。

五是明目张胆地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特朗普个人极为推崇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麦金莱于1897—1901年间在位，以推行关税政策和发起美西战争而闻名，是美国霸权从西半球扩张到太平洋地区的关键人物。特朗普除了在关税政策方面对其进行效仿外，还毫不掩饰地推行扩张主义。尽管美国国务院拉美事务特使卡罗内称特朗普的对拉政策为“非帝国主义式的扩张主义”, 但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无法否认。特朗普除了将墨西哥湾强制更名为“美国湾”、试图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外，还扬言要兼并格陵兰岛，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些扩张主义言行是系统的、一贯的。

六是打压排挤中国在拉美的存在。门罗主义的政策逻辑之一是排外主义，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排外对象主要是中国。这一政策取向在其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政府时期已经很明显。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这一政策取向表现为更成体系的政策行动：声称“中国控制巴拿马运河，暗中支持贝莱德财团与香港和记黄埔集团达成港口交易”,迫使巴拿马政府退出“一带一路”合作，试图施压阿根廷政府退出中阿货币互换协议，炒作中国与阿根廷和智利的天文合作项目，散布钱凯港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军民两用谎言，威胁对中国制造和悬挂中国国旗的船舶征收“靠港费”,等等。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打压政策既采用传统套路，又不断尝试新手段。

总体看，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新议题、新手段上，但本质上并没有偏离200多年来门罗主义的基本政策逻辑，即通过干涉主义和排外主义维护美国地区霸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新门罗主义”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

(三)拉美国家对中美拉关系的立场

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拉美国家对门罗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初期阶段有不少拉美国家对其寄予厚望，真心拥护“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原则，认为门罗主义有助于拉美国家维护主权和独立。但随着美国扩张野心的不断膨胀，门罗主义的底色不断显露，拉美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门罗主义追求的是“美国人的美洲”。门罗主义日益沦为美国控制拉美、谋求地区霸权的政策工具，其政策本质是在霸道思想指引下，通过霸凌行径维护霸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多年来门罗主义的实践史就是美国与拉美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史。在当前百年大变局深入演进、“全球南方”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重拾门罗主义，在“美国优先”原则下，奉行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试图让西半球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错误，自然会促进拉美人民深刻觉醒，引发其激烈反抗。

鉴于美国在拉美的传统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高压政策和讹诈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逞，但在涉及主权、安全等重大利益问题上，拉美国家不会轻易让步。例如，在运河主权问题上，巴拿马政府态度鲜明地表示不会回应美国提出的“虚假问题”,主权问题也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美国希望阿根廷政府废除中阿货币互换协议，尽管米莱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但仍坚持选择续签协议。

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新门罗主义”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中拉关系带来干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其政策目标，但也有其局限性。今天的拉美国家追求自主变革的一面凸显，而且过去几十年里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让拉美国家认识到中国提供了一个与历史上其他域外伙伴不同的选项，不希望中拉关系成为发展美拉关系的代价。

在过去几十年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拉政治互信不断提升，关系定位日益提高，政策沟通顺畅进行。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此外，中拉双方在发展互鉴、治国理政交流、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拉美国家大力支持中国提出的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拥护三大全球倡议。

在合作方式方面，中拉开创了双边合作与整体合作并行互促的新局面。可以说，在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中拉关系在政治上高度互信、在经济上高度互补、在发展上高度互鉴、在国际上高度互助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双边关系的内生动力非常强劲，不会因美国因素的干扰而受到破坏。在特朗普关税政策冲击国际经贸秩序、“新门罗主义”破坏美拉关系的背景下，第四届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如期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成为双方进一步增强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契机。

总之，“新门罗主义”体现的是“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而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的是命运与共的、真正的多边主义。霸权霸道霸凌暴露了“新门罗主义”的时代错误，共商共建共享昭示着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前景。

 

美国门罗主义的政策态势及中拉合作展望

周志伟

门罗主义贯穿了美拉关系的整个发展历程，《门罗宣言》的提出时间(1823年)与拉美主要国家独立时期大致吻合，晚于美国独立时间近半个世纪。由此可见，门罗主义体现了建国初期的美国对西半球地区秩序的政策愿景，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美欧之间的互不干涉原则确保美洲大陆的安全。自《门罗宣言》提出以来的200余年时间里，门罗主义经历了多次演绎，其实质内涵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西半球集体意识蜕变成“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美国霸权逻辑。

回顾历史，美国对拉美政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在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确立之前，强调经济合作优先的“泛美主义”;从美西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拉美政策是在政治干涉与金元外交中来回切换；在冷战期间，美国强化了西半球安全联盟体系建设；冷战结束至今，经济合作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主线，美洲自由贸易区、“美洲增长倡议”“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都是不同的体现形式。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阶段性差异源于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其中的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二是国际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三是拉美集体自主意识的改变。这三种因素相互关联，既影响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利益及目标排序，也决定了美国门罗主义的表现形态。

(一)美国门罗主义的目标体系

门罗主义之所以能被公认为(甚至也被美国社会所认同)美国对拉政策的代名词，充分体现《门罗宣言》本身清晰交代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核心假设，即美拉之间的地缘接近决定了利益的高度关联，这也构成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底层逻辑。尽管美国对拉美政策经历过反复调整，但其目标体系体现出很强的连续性，政策调整更多体现在目标排序的相对调整，而不是目标选项的取舍。总体来看，美国门罗主义在拉美地区的目标体系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安全诉求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首要目标。

“安全”是1823年《门罗宣言》的关键词，既体现了美国在独立初期对本国主权脆弱性的忧虑，也呼应了拉美新独立国家捍卫主权的紧迫诉求，欧洲前宗主国的可能反攻成为美拉双方在独立初期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然而，《门罗宣言》看似是为了维护美洲大陆的集体安全，实则旨在维护美国的主权安全。此后，在美西争霸、一战、二战、冷战等不同历史时期，安全利益考量一直占据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优先地位，具体做法既表现在对地缘位置特殊国家及关键通道的控制，也反映在对拉美战略资源(如铁、铜、锡、石油)的占有，目的都是服务于美国与域外大国竞争中的军事主动和优势。这一过程不仅充斥着美国对拉美国家的主权干涉甚至军事入侵，而且在马岛战争中美国甚至采取支持英国的立场。这些都反映出美拉双方在安全利益层面的巨大差异，即美国强调的是拉美地区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强关联性，而非西半球的集体安全。此外，从美拉关系的发展脉络来看，安全诉求在美国独立初期、二战以及冷战三个时期都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在独立初期的安全诉求不难理解，而在后两个时期则体现出大国博弈烈度的上升加剧了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安全焦虑。

第二，霸权控制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核心目标。

在《门罗宣言》的掩饰下，美国在西半球体现出日趋增强的扩张性，尤其是随着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和稳固，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表述甚至不回避对该地区的霸权诉求。比如，19世纪40年代的“天定命运论”构成了美国入侵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强盗逻辑，20世纪初的“罗斯福推论”和“金元外交”成为美国干涉甚至颠覆拉美政权、垄断拉美经济命脉的伪善根据，冷战期间的“多米诺理论”则为美国主宰整个西半球事务提供干涉依据。究其本质，美国一直视拉美地区为其“后院”,这种糅合美拉地缘认知、美国权力优势、“美国优先”原则的霸权逻辑始终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核心成分。在实践层面，美国对拉美政策既体现在对拉美政治、经济、外交主权的蛮横干涉，也反映在对域外国家与拉美地区合作的干扰和遏制。

第三，联盟构建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争取目标。

构建联盟体系是美国维护并巩固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西半球层面同样体现得非常充分。首先，《门罗宣言》所体现的美国“孤立主义”是基于美洲集体防御的理念，在此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提出了“泛美主义”倡议，在“抵御欧洲殖民主义回归”的名义下，不断加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利益渗透。其次，美国在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后，通过各类政策手段，加快推进西半球联盟体系的机制建设，并于1947年与拉美18国签署《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于1948年建立美洲国家组织。冷战期间，美国不仅强化了在拉美地区的军事部署，而且美拉军事同盟关系在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中也有实际体现。再次，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威胁的消除，美国旨在通过一揽子经贸合作方案巩固美拉联盟关系，美洲自由贸易区、“美洲增长倡议”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政策倡议都包含联盟建设的政策初衷。此外，美国在拉美地区还表现出多议题联盟的政策思路，价值观、价值链、供应链、北约伙伴关系成为美国与部分拉美国家构建盟伴体系的关键议题。总体来看，美拉联盟的稳定性自冷战结束以来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美国的强权干涉、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诉求、拉美地区联合自强、国际体系多极化趋势等因素均加剧了拉美国家的离美倾向。

(二)特朗普回归后的“门罗主义”政策态势

特朗普的回归给国际关系构成全方位冲击，从“美国优先”的自私逻辑到“负和博弈”的战略导向，再到“关税大棒”的霸凌行为，美国霸权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彻底颠覆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现行国际规则。拉美是最先感受到特朗普霸凌外交的地区，从胁迫巴拿马交出运河主权到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从单方面遣返拉美非法移民到无差别的关税打击，从扩编“拉美恐怖主义组织”清单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扬言“夺回拉美‘后院’”,特朗普总统本人及其内阁要员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出“唯我独尊”的蛮横霸道。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唯一一位公开为门罗主义唱赞歌的美国总统，体现出美国保守派对美国在拉美目标体系的感知发生重要变化。“拉美域内合作以及与域外国家的联动冲击美国在拉美的诸多利益”成为美国保守派的基本共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门罗主义成为特朗普对拉美政策的核心理念，安全利益在美国对拉政策目标体系中更趋紧迫，“泛安全化”或成为中短期内美国调整对拉政策的主要导向。在此局面下，美国门罗主义的霸权原则和拉美国家的主权原则将重新成为美拉关系的主要矛盾，并与美国的霸权追求、联盟建设两大目标相矛盾。

针对拉美地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可能呈现三种基本态势。其一，将拉美地区事务与美国国家安全牵强附会，在舆论上增强门罗主义霸凌外交的“合理性”。在非法移民、贩毒、有组织跨国犯罪等议题上，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体现出“拉美国家为美国利益让路”的强权逻辑，甚至不排除美国采取侵犯部分拉美国家主权的单边行动的可能。其二，强化对拉美国家的经济胁迫。特朗普回归后，首先向巴拿马在运河特许权问题上层层施压，逼迫巴拿马做出不再与中国续签“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错误举动；其次，对拉美国家采取无差别加征关税政策；最后，在重审《美墨加协定》和《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自贸协定》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大概率将通过胁迫性规则植入榨取经济收益空间。其三，在意识形态层面通过“压左扶右”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拉美地区政治生态。特朗普政府大概率将加大对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左翼执政国家的制裁力度，在意识形态层面营造拉美地区政治对立局面，进而限制拉美地区政治共识和经济合作的空间。

特朗普回归将使中拉合作环境面临较大改变，特朗普政府大概率会以“泛安全化”的思路定性中拉合作。一方面，凭空捏造中拉合作对拉美国家构成系列风险，营造“中国威胁论”的政治舆论。从鲁比奥抛出的“中国掠夺论”到赫格塞斯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从副国务卿兰多鼓动抵制中国参与关键技术领域合作到财政部长贝森特污蔑中国投资意在“掠夺矿权、制造债务”,此类外交叙事旨在助推拉美国家的排华舆论，塑造拉美国家的对华认知。另一方面，将中拉合作与美国的国土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牵强附会，渲染遏制中拉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而扩大美国国内的社会共识，甚至赋予美国胁迫拉美国家站队美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三)中拉合作的战略机遇期仍可持续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实现了“后来者赶超”,成为拉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中拉合作的维度、效率均取得了跨越式突破。从中短期来看，拉美政治经济、外交环境以及美国对拉政策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与上一周期中拉高效合作的环境形成较大反差。毫无疑问，中拉合作将面临更多挑战。但是，在世界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增多、美国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剧的局面下，中国的角色对拉美地区来说更具不可替代性，加之实现经济增长是拉美国家的优先议程，中拉关系仍具备延续战略机遇期的基本逻辑。

第一，拉美国家自主能力不断提升。

在美拉关系的大多数时间里，抵抗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的核心诉求。在此过程中，拉美国家不仅积极创新地区一体化路径，而且致力于多元外交议程。冷战期间拉美国家的独立自主外交，21世纪初拉美国家建立排除美国在外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是上述两种政策思路的典型体现。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既符合国际合作的新趋势，也是拉美国家外交自主的选择，更是拉美国家对冲美国霸权的有效路径。特朗普的霸权回归与拉美国家不断增强的自主能力构成结构性矛盾。“新门罗主义”的实质不仅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也违背了美拉关系的发展趋势。在大国竞争时代，大国守信是最基本的道义。特朗普的所言所行透露出“帝国主义傲慢”,践踏了拉美国家独立以来一直努力争取的自主权。中拉关系发展始终遵循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中国外交所秉持的正确“义利观”更符合拉美国家对平等、自主的道义追求，中国开放包容的姿态也更贴近拉美国家的政策期待。

第二，中拉经贸合作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和韧性。

美国对中拉合作的战略焦虑主要源于中拉高效的经贸合作。中拉经贸合作的效率建基于双方在经济层面的高度互补，这种互补关系不仅体现在贸易结构上，也反映在投资层面的供需关系，还基于中拉双方对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现代化水平提升的一致诉求，而非“去美国化”的经济政策安排。换言之，中拉合作的效率及效果是基于强劲的内生动力和韧性，符合国际经济合作的普遍规律，而不是针对美国的阵营合作。2021年第三届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宣言明确强调“持续深化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拉关系”,这既体现出中拉双方对合作的一致定性，也充分展示了中拉高效合作的内在逻辑。既然中拉合作不是建立在“去美国化”的基础上，那么特朗普胁迫拉美国家“去中国化”自然也难达预期，因为它歪曲了中拉经贸合作的基本逻辑。另外，拉美地区现处在经济低增长、国家治理难度上升的周期，中拉合作的开放高效更符合拉美国家的现实需求。

第三，中拉之间存在共同的身份和利益诉求。

中拉双方经历了相似的历史遭遇，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独立自主始终是中拉双方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中拉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都面临相似的发展挑战，都具有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发展诉求，还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政策意愿。共同的身份和利益诉求是中拉双方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更体现出中拉合作的深度与厚度。从拉美国家的外交传统来看，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拉美国家的核心立场体现在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维护多边主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等方面，这决定了中拉之间在全球治理层面存在较多的“同类项”,具有较强的利益正相关性。特朗普回归后，多边主义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局面下，中拉双方存在携手应对美国单边主义、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深化全球治理合作的共同需求。

因此，中拉双方对开放包容合作环境的共同追求，中国对拉美经济的拉动效应、中国对拉政策工具的多样性、拉美对华合作“红利”的可获取性都为下阶段中拉关系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尤其从拉美国家的政策自主诉求、中拉经贸合作韧性、中拉共同的身份和利益诉求等角度来看，中拉合作具备进一步延续战略机遇期的可行性。

 

门罗主义的“旧”与“新”

思特格奇

很多学术研究、时事评论用“新门罗主义”来概括当前特朗普政府对拉美地区乃至西半球的外交政策。这反映出特朗普的区域政策继承了门罗主义的种种传统，同时又具有某些新的特点。

(一)门罗主义的内涵

考察以往美国政府、政治人物对门罗主义的论述，可以认为美国外交史中的门罗主义主要有三重含义：排斥域外大国、干涉拉美国家及孤立主义外交。其中，排斥域外大国与干涉拉美国家是门罗主义对拉政策的主线。《门罗宣言》或彰或隐地表达了门罗主义的前两重含义。门罗总统在宣言中明确反对欧洲国家介入西半球事务，这一立场同时也隐含地表达了美国对邻国政治制度的偏好，为干涉邻国埋下伏笔。

门罗主义排斥域外大国的内涵在美国外交中屡屡呈现。19世纪时，两位美国总统波尔克、格兰特和国务卿奥尔尼都曾引用《门罗宣言》,借以表述美国对欧洲强国干涉美洲的排斥。20世纪初，参议员洛奇针对日本企业在墨西哥的活动，提出门罗主义的“洛奇推论”,即反对外国力量(含企业)在西半球获得战略性土地而威胁到美国，这实际上拓展了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冷战期间，美苏在拉美的博弈激活了门罗主义的这一含义：1962年，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夕表示，门罗主义使得美国不能对苏联与古巴的联系无动于衷。

相对而言，门罗主义中有关美国干涉拉美国家的内容出现更晚。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了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强调美国要行使干涉拉美国家的“国际警察”权力。在冷战期间，著名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考察拉美后，借门罗主义主张扶持拉美独裁者以遏制区域左翼力量。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情局官员同样以门罗主义为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背书。然而，门罗主义干涉性的不良后果同样引发了美国内部的批评、反思。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外交官克拉克认为，门罗主义本是针对欧洲而非拉美的，进而否定“罗斯福推论”。2013年，国务卿克里也一度表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

孤立主义外交则是门罗主义中相对次要的内容。《门罗宣言》提到，美国不介入欧洲事务，让门罗主义生而带有一定的孤立主义底色。不过，美国后来开始逐步向外扩张并构筑盟友体系，令门罗主义中的孤立主义色彩相对黯淡。直到冷战结束后，门罗主义的孤立主义内涵才得到更多美国政治人物的阐发。几度尝试竞选总统的保守派帕特里克·布坎南曾在其著作《一个共和国，而非帝国》中反对美国在全球层面的过多干涉，认为需要重申和重新界定门罗主义。他主张，在拉美国家不与域外反美势力结盟时，美国就不应干涉拉美内政，而应重点关注移民问题。2023年8月，曾尝试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拉马斯瓦米也提出了一种与尼克松主义结合的“现代门罗主义”方案，要求美国关注本土与西半球安全，同时在美俄关系、“台湾问题”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

(二)特朗普版的“门罗主义”

特朗普政府与门罗主义早有渊源。2018年9月，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提到门罗主义，表示“自门罗总统以来，拒绝外国对本半球和我们自身事务的干涉一直是我们的正式政策”。在其第一任期内，蒂勒森、博尔顿等美国高级官员也都在不同场合对门罗主义赞誉有加。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对门罗主义持积极立场和肯定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区域政策拒绝了对门罗主义的道义反思，同时继承了门罗主义的三重主要内涵。

首先，对域外大国在美国周边的影响极为排斥，并将矛头对准中国。特朗普本届政府官员多有此类表述，如鲁比奥在2025年2月接受采访时提出“不要有一天醒来发现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比我们大，中国在邻国的存在比我们多”。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阿尔文·霍尔西在国会陈述时也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列为其辖区的第一大挑战。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强迫中国企业出售在巴拿马的港口业务，众多高级官员在出访拉美时频繁对中拉合作加以污蔑、抨击。这些都表明遏制中国影响已成为美国对拉政策的核心内容。

其次，不放弃对拉美国家的干涉。特朗普政府以关税战等手段强迫拉美国家在打击非法移民等问题上配合美国，如接收美国遣返的移民等。此外，特朗普政府对一些拉美左翼力量施加了压力，包括重新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限制与古巴企业的交易等。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拉美国家内部的左右翼力量斗争，如以“腐败”为由制裁阿根廷左翼前总统克里斯蒂娜。

最后，对拉美政策有较强的孤立主义色彩。孤立主义强调，国际事务与美国利益的相关度有限，而美国介入这些事务也力有未逮。特朗普政府从这一逻辑出发，主张将力量向本土和周边地区收缩。鲁比奥表示，“在外交领域，这(美国优先)意味着更紧密关注我们自己的‘社区’——西半球。”这表明，“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是如今美国区域政策的出发点。

(三)“新门罗主义”的特征与变数

由于历史上的门罗主义内容众多，很难说特朗普政府的哪些举措能完全跳出门罗主义的既有框架。然而，特朗普政府确实将传统门罗主义中一些相对边缘的元素重新推至前台，从而呈现出某种异样的“新”意。

第一，孤立主义的逻辑令“新门罗主义”不同以往。

尽管门罗主义与孤立主义早有渊源，但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孤立主义鲜少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逻辑。虽然布坎南曾借门罗主义鼓吹孤立主义，但其观点当时并未上升为美国对外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孤立主义色彩是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特点。孤立主义让特朗普更关注国内的非法移民、毒品泛滥等问题，强调美国的“受害者”地位，将一些周边国家视为美国问题的根源。这使得美国的区域政策目标不再仅是维持霸权，也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美国内部问题。“受害者”心态也改变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情感基调：由于特朗普将拉美视为美国国内问题的来源，其对拉政策更夹杂了某种“报复”的意味，因此也更缺乏尊重乃至有蓄意羞辱的成分。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门罗主义有更强的领土导向与“西半球属性”。

本届特朗普政府中明确提到门罗主义的是迈克·华尔兹，他在新政府上任前夕接受采访时，将打击贩毒、掌控巴拿马运河与格陵兰岛、重新命名墨西哥湾等均纳入其所谓的“门罗主义2.0”之中。“门罗主义2.0”的特点在于强调对战略性地域的直接控制，同时将格陵兰岛与拉丁美洲相提并论。直接的领土扩张更多是19世纪的主题，特朗普重新叫嚣吞并领土，有些“旧事新说”的意味。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巴拿马同时进入特朗普的扩张视野，也与传统的门罗主义不同。《门罗宣言》最初表示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在拉美尚未解放的殖民地，实际上将当时属于英国的加拿大等地排除在外。而除了19世纪的波尔克总统对门罗主义的引用与当时英美两国在北美的划界纠纷略有关系外，美国政府在谈及门罗主义时均主要涉及美国以南的拉美国家。如今，华尔兹将位于美国北方的区域也纳入门罗主义，反映出其将拉美置于西半球“一盘棋”之下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类似做法对区域国际关系也产生了影响，如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战实际上让后两国出现更多协调、合作的趋势。对学界来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向也要求研究西半球不同地区的学者加强交流与联动。

当然，特朗普的“新门罗主义”目前尚未成型，其区域政策的各种目标之间也有矛盾，致使其政策手段存在变数。变数之一在于“新门罗主义”对盟友的“胡萝卜”因素，以及“新门罗主义”究竟走单边主义路线还是阵营化路线。一方面，为了维护区域霸权，美国需要对拉美国家加以笼络。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就曾提出“美洲增长倡议”以吸引拉美国家。对于不同拉美国家，美国近期也抛出了产业链转移乃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诱惑。但另一方面，孤立主义倾向也要求美国从内政出发处理美拉关系，不仅对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极为排斥，甚至要求拉美国家对美国让渡利益。可以看到，当前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有很多矛盾之处。例如，在2025年3月底鲁比奥访问圭亚那不久后，美国就宣布对来自圭亚那的产品征收高达38%的“对等关税”。美国用自贸协议与提供外汇稳定基金诱惑阿根廷，但阿根廷总统米莱在4月初赴美时却未能实现与特朗普的会面。这些矛盾或许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内部对相关问题尚有不同意见。

“新门罗主义”的“大棒”因素同样存在变数。虽然从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不惮对拉美国家施以高压，但计较成本的特朗普政府也难以接受强力干涉拉美国家所需的代价。尽管在遣返移民方面特朗普政府确实采取了高压手段，但在其他很多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大棒”的力度究竟几何还存在疑问。例如，拉美左翼政府一贯与特朗普对立，但特朗普对其政策中也有柔性元素。2017年，特朗普扬言不排除对委内瑞拉左翼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并在任期内对委实行“极限施压”。然而，在特朗普新任期内，美国虽然采取了种种对委内瑞拉极不友好的政策，但在向委内瑞拉遣返移民、要求委内瑞拉释放被扣押美国人等方面与委方进行了对话。在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也不时拖延乃至后退。特朗普政府的诸多“大棒”究竟是真有后招还是虚张声势，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

 

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与拉美战略自主

张一飞

特朗普政府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对上届政府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谋求在未来形成“北美周边稳固、全力遏压中国”的战略态势。在此背景下，拉美一方面可能面临来自美国更大的战略压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获得机遇，借战略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中国在经略中拉关系的过程中，恰可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为拉美国家全面发展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

(一)美国：“收缩”还是“调整”

自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特朗普团队集中宣传的对外战略主张似乎充斥着“收缩”色彩：一是宣称“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二是反复要求欧洲和亚太盟友提高军费开支，甚至威胁“退出北约”,三是承诺结束中东地区冲突。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美洲以外全球各关键地区的外交政策确乎呈现某些“放任自流”“甩锅推责”的特点。一时间，“美国战略收缩论”成为政策界与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收缩”,或者说，因畏惧承担义务而主动放弃对某些关键地缘区域的支配，对美国而言无法构成一个真正的战略选项。美式霸权与英式霸权不同，前者不仅依靠军事力量，还同时利用美元体系、文化渗透、国际机制等多元工具维系本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这些霸权工具本身对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黏合性——在“支配”的同时也发生了“寄生”效应。换言之，在“血肉相连”的情况下，强行剥离等于自我毁灭。仅仅寻求在权力平衡中赚取商业利益的英式霸权拥有“维系霸权”和“退回欧洲”两个选项，而长期寻求全面、深入控制的美式霸权面临的两个选项是“称霸”或“死亡”,退回地区强国地位的“中间路线”在实践中根本不存在。

之所以显得“收缩”,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思路与此前小布什、奥巴马、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存在巨大差异。其一，特朗普寻求“解散”国际社会，而非“依靠”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意味着共同利益、政治共识和制度设计。特朗普可能认为，美国既然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很难与其他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共识，因此，目前具有约束性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只可能限制美国发挥优势。对美国而言，最有利的方式正是瓦解国际社会，否定共同利益，打破政治共识，退出制度约束，然后才能在“一对一”的诸多双边游戏中依靠实力赢得战略主动。其二，特朗普政府寻求回到“离岸平衡手”角色而非寻求无限深化对其他地区的控制程度。要求盟伴承担更多地区安全义务固然会在短期内恶化美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和它们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相互依赖关系，盟友对美国更大的安全依赖恰恰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重塑关系的“安全护栏”。特朗普要把成本巨大的“控制”思路调整为成本相对较小的“离岸平衡”思路，在俄欧之间、中日之间、巴以之间做调控者而非参与者。从这两个调整来看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可以一言蔽之：方法有调整，目标无改变；扩张或停顿，缩回不可能。

(二)拉美：“受控”还是“自主”

从做好“离岸平衡手”的目的出发，特朗普政府必然寻求加强对周边地区的控制，以防在欧亚大陆施展手段之际“肘腋生患”。在此背景下，美国200年来寻求控制拉美的战略传统与特朗普政府现实战略需求的联动相互叠加，美国势必倾向于把以拉美为主的周边地区从所谓“后院”进一步变成“内庭”。特朗普再度上台前后，合并加拿大，购买格陵兰，“收回”巴拿马运河，改墨西哥湾为“美国湾”,向拉美国家加征关税，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背后是特朗普政府为谋求深度控制“后院”的试探性施压。尽管在受到各国抵制之后美国攻势稍缓，但只要战略思路不变，日后对拉美各国从更多“奇思妙想”的角度卷土重来、寻机施控仍是预料中事。非法移民、毒品走私、贸易关税、右翼政治等问题均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渗透周边，甚至“开疆拓土”的战略抓手。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下，拉美各国右翼保守势力将大范围崛起，左右翼的对抗性将更加明显，这无疑会给外部力量的介入创造更多条件。内外鼓荡之下，门罗主义的阴云再次出现在拉美上空。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特朗普政府的高压手段对于拉美国家的反控制斗争是一把“双刃剑”。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对拉美国家整体采取柔性策略，其目标是把拉美纳入美国的经济循环。“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政策一度获得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支持，美国在拉美的科技、金融投资增加，美拉供应链得到强化。特朗普政府不仅挥霍了拜登政府在拉美的经济“遗产”,而且在经济社会议题之外激发了拉美国家的集体身份意识与团结反抗意愿。在巴拿马、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各自在不同领域采取对美抵制措施的背景下，2025年，拉共体第九届峰会通过《特古西加尔巴宣言》,宣布反对有违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阻碍国际贸易的限制性措施，重申愿继续开展政治对话，深化拉共体与其他国家和区域集团的合作纽带。(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21世纪的美国试图重现19世纪的门罗主义，其可行性极低。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措施已经强烈刺激拉美国家秉持“底线思维”,寻找更多对美合作的替代品。下一阶段，拉美各国可能普遍加速推动与欧盟、中国各方的合作升级。

(三)中国：“竞胜”还是“建设”

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拉美对于中国的地缘战略前沿性在客观上的确持续上升。然而，这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以及中拉在多领域存在互补优势的客观形势决定的，绝不意味着中国会把拉美作为对美博弈的“棋盘”或“战场”,更不意味着中国会和美国一样，寻求通过极限施压、权力操控等单边方式，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人，或把本国战略利益置于拉美国家之上。中国希望在拉美的全面发展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为了在一场“零和”游戏中赢得更多“盟友”,获得与美国竞争的胜利。中美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国家都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和充分发展的经济权利。中美不是19世纪合伙“打劫”世界的英法，不是华盛顿会议上协商共治海洋的英美，更不是冷战中建立平行体系相互争霸的美苏。中拉合作不断升级是双方在切身利益需求与共同价值理念作用下的自然进程，中拉关系不是中美关系的附庸，其总体演进方向不以美国对拉政策与对华战略为转移。美国对拉宽松、对华缓和，中拉要走近；美国加紧控制拉美、疯狂遏压中国，中拉更走近；美国对一方友善、对另一方敌视，中拉仍要走近。

中国的理想蓝图是与全世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致力于构建和维持一个政治多极化、经济互利化、文明多元化的国际秩序。这种蓝图和拉美各国寻求提升国际地位、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维持地区文明独特性的诉求不谋而合。中国与拉美多年来的务实合作已经使双方各自产生彼此了解、信任和合作的内生动力，中拉对彼此的经济预期与“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高度吻合。这决定了中拉之间不存在“谁强迫谁”“谁利用谁”“谁成为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也正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中国与诸多拉美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规划。中拉经贸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经贸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科技、金融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也不断提高。双方彼此借鉴发展经验，合作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2)中国离不开拉美，拉美也离不开中国，世界更离不开中拉合作。下一阶段，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电信基建、电子商务、关键矿产、人文交流等领域，中拉必将以更加顺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方式深化伙伴关系，同道同行，造福“全球南方”与国际社会。

 

“特朗普2.0”时期中拉经贸合作的新机遇

谢文泽

自2014年中拉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在中拉整体合作、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下，中拉经贸合作已成为拉美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面对美国经济下行和特朗普关税风暴的冲击，拉美经济面临长期低迷风险。特朗普的主要企图之一是遏制甚至排斥中拉经贸合作。中国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为中拉经贸合作和拉美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中拉双方不仅需要共同应对新挑战，更需要抓住新机遇，开创中拉经贸合作新前景。

(一)特朗普意欲“圈禁”拉美地区

2016年笔者提出了美国“两圈战略”分析框架(3),该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新门罗主义”的基本内涵，也可以用于分析“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对拉政策。

结合“特朗普1.0”(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以来美国的政策实践和行为，所谓“两圈”可延伸为美国的“本土安全圈”和“美元霸权圈”。本土安全圈主要由“两洋防卫体系”(大西洋、太平洋)和“安全管控区域”(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海域)构成。美元霸权圈力求涵盖全球，尤其是亚太、美洲、欧洲等关键地区。美洲地区是“两圈”的“纵轴”。在北美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属于“两圈”纵轴的上半部分。在拉美地区，以巴拿马运河为界，美国不仅将运河以北的地区看作“安全管控区域”,也将其视为美国“怀抱中的地盘”。运河以南的南美地区拥有辽阔的土地、多样的物种、丰富的资源，美国将其看作美国的“千年储备”,以保障美国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所谓“两圈”,如同美国看护庭院的两道篱笆墙，成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重要目标。特朗普试图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意欲“圈禁”拉美地区，针对巴拿马等“安全管控区域”及南美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

第一，意图强行“收回”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两圈”和美洲愿景的关键节点。该运河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连结南美洲和北美洲，其经济、贸易、安全防卫、地缘政治意义非常突出。因此，特朗普无视巴拿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将巴拿马运河定义为美国的“关键战略资产”,逼迫巴拿马政府将运河“交还”给美国。

第二，全面掌握“安全管控区域”。

在美国看来，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是美国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如毒品、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等。特朗普以打击毒品、非法移民为借口，宣布贩毒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发出军事威胁，挥舞关税大棒，逼迫区域各国服从美国的指令，将美国的本土安全边界由美墨边境扩展至巴拿马、加勒比海域，使之成为美国的“第二边界”“第三边界”。

第三，试图破坏甚至阻断南美地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例如，继续使用“债务陷阱”“资源掠夺”等话语，歪曲抹黑中国与南美国家的合作，要求阿根廷停止中阿货币互换协议，以加征关税为要挟吓阻中国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合作，趁秘鲁正在完善法律法规之际搅乱钱凯港的商业运营进程，等等。

(二)拉美经济面临长期低迷风险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数据，2014—2024年拉美地区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1%。拉美经委会曾期望2025年拉美地区能够实现2%以上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愿望难以实现。“特朗普2.0”时期，拉美经济将面临2%以下的低增长风险。

根据商品和服务贸易结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国，主要是墨西哥。墨西哥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工业制成品约占其商品出口的90%左右，尤其是汽车、电子、家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量也较多。美国是墨西哥第一大贸易伙伴，墨方80%以上的商品出口依赖美国市场。墨西哥是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消除贸易逆差”“重振美国制造”是“特朗普2.0”时期的两项重要目标，这将重创墨西哥制造业。因此，墨西哥将受到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特朗普关税风暴的直接冲击。

第二组为服务型经济体，如中美洲的巴拿马、加勒比海的小岛屿国家等。这些国家的服务贸易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50%,圣基茨和尼维斯、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三国这一指标甚至超过90%。特朗普关税风暴对这些国家的直接冲击有限，但间接冲击较大，尤其是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将会对这些国家的服务贸易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巴拿马运河是巴拿马的经济命脉，与运河相关的航运、旅游等服务贸易是巴拿马的国民经济支柱，其服务贸易收入占巴拿马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运河财政收入约占巴拿马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的25%左右。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一大用户，美国货物约占运河货运总量的75%。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约占运河货运总量的20%。特朗普“收回”运河的威胁、对中国造船业和航运业的攻击将严重破坏巴拿马运河的正常运营，特朗普关税风暴引发的全球贸易萎缩也将严重影响运河的货物通行量和运河运营收入，进而拖累巴拿马经济增长。旅游业是加勒比海小岛屿国家的主要外汇收入来源，美国、加拿大、欧盟是入境游客的主要来源地，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将导致这些国家的游客入境数量和旅游收入减少。

第三组为初级产品依赖型经济体，主要是南美国家。初级产品占南美国家商品出口的60%以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等国家这一指标甚至超过90%。委内瑞拉是石油经济体，长期遭受美国经济制裁。除委内瑞拉外，特朗普关税风暴对其他初级产品依赖型经济体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但间接影响较大，尤其是世界经济、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将会对大宗商品价格造成负面影响。例如，2025年1—4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揽子原油现货月均价格由79.4美元/桶降至69.4美元/桶。(4)2025年年初以来，大豆、铜精矿、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也表现出了下跌趋势。近年来，南美国家经济增速普遍较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无异于雪上加霜。

(三)中拉经贸合作面临新机遇

2024年是中拉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提出的中拉经贸合作目标顺利实现(5),2023年中国在拉直接投资存量约为6008亿美元，2024年中拉商品贸易额约为5185亿美元(6)。中国经济增长是实现中拉经贸合作两大目标的坚实基础。2015—2024年中拉商品贸易额由1.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增至近3.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自拉商品进口额由0.6亿元人民币增至1.7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为10.2%。在此期间，中国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8%。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拉动中国自拉商品进口额增长1.4%。2014—2023年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年均流量约为158亿美元。(7)虽然中国对拉投资存量集中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英属开曼群岛(约占97%),但中方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已遍布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领域、投资模式日益多元化。未来十年，即到2035年，中国自拉商品进口额有望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中国自拉商品进口额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8)以2024年为基期年，2025—2035年中国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按3%、4%、5%分别进行预测，2035年中国自拉商品进口额可达2.7万亿元人民币、3万亿元人民币和3.5万亿元人民币。2025—2035年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4%左右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35年中国自拉商品进口额有望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未来中国可从如下几方面进一步促进中拉经贸合作。

一是以商品贸易为引擎，加强中拉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合作。从资源禀赋角度，南美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优越，中国与南美国家可以深化和拓展基于资源禀赋的供应链合作。从劳动分工角度，墨西哥、中美洲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对显著，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正在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哥斯达黎加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国，中国与这些国家可以开展基于劳动分工的生产链合作。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居主导地位，中拉可通过本币互换、金融合作提高双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份额。

二是应对美元霸权和债务陷阱，加强中拉“去美元化”合作。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向世人展现了美元霸权和美式债务陷阱的危害。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为了摆脱滞胀困境，美联储大幅度提高基准利率，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外债负担急剧加重，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数量和价格齐跌，初级产品出口收入急剧减少，引发了席卷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美国以“拯救”危机为名，提出了以“意识形态、消除赤字、锁定美元”为原则的一系列债务重组方案，迫使拉美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削减或消除财政赤字，接受美元为唯一外债币种。这三项原则是债务陷阱的具体体现，也是判定债务陷阱的主要依据。消除三项原则的约束和危害是中拉金融及货币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扩大中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合作，有助于降低拉美国家对美元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的依赖风险。

三是打破美国的制裁和封锁，加强与委内瑞拉、加勒比地区的能源合作。委内瑞拉是加勒比地区的重要能源供应国，2005—2014年委内瑞拉向该地区及有关国家累计供应3亿桶原油，转换为长期低息贷款的原油贸易款累计达到120亿美元(9),有力地保障了加勒比地区的能源供应，支持了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自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经济制裁以来，委内瑞拉原油生产量和出口量大幅度减少，几乎丧失了对加勒比地区的能源供应能力，而能源短缺是制约加勒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与委内瑞拉是全天候战略伙伴，石油是中委合作的重点领域，加强中委石油合作不仅有助于委内瑞拉经济快速复苏，也有助于全面恢复和提高委内瑞拉与加勒比地区的能源合作能力，尤其是委内瑞拉与古巴的能源与经贸合作能力。

四是预防美国的军事威胁或干涉风险，加强中拉经贸安全合作。鉴于特朗普已经发出了军事干涉巴拿马运河的威胁，中拉海运贸易通道安全压力陡然凸显，中拉经贸安全合作日益重要和迫切。中国应与拉美国家或以整体合作方式，或以双边合作方式，加强军事互访与交流。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越来越多的显著成就，中国海军可适时访问拉美，开展护航和救援演练。此外，2025年4月中国正式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中国与有关拉美国家可适时开展以打击非法捕捞为主要目标的渔政联合执法合作。

（作者简介：宋均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所长;周志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思特格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非洲和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一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文泽，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