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拉加强高科技合作的主要历史背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拉科技关系的转折点。这一转折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

（一）中拉双方对高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发展有了理论上的认知和准备

二战后的高科技革命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然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快反映到思想界和理论界。20世纪60年代末，法兰克福学派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提出了“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the leading productivity）”的理论，(1)对整个西方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六七十年代世界理论批判中心的转移和拉美知识界的动荡来看，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对拉美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产生过非常重要且长期的影响，如古巴的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Moreno Fraginals）对现代资本主义交往模式的研究和批判等。(2)对高科技革命有深刻认识的专家和技术官僚对拉美国家的科技政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智利和巴西等拉美国家实行的科技专家治国便是高科技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988年，邓小平又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3)80年代末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就成了中国制定各种政策的指导。

（二）中国和拉美国家发展自身高新科技的需要

高科技革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普遍的滞胀。1973～1974年与1978～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工业革命带来的“向自然宣战”的资源利用模式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使新的资源利用模式、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管理形式成为可能。在一些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已超过其他生产要素的总和，达50%以上。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浪潮很快便辐射到中国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美国“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过程中高科技制造业向拉美各国转移，使拉美经济最早受到发达国家高科技革命的辐射和影响。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1950～1980年拉美几个主要国家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2%、38%和40%，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恰恰反映了技术进步的贡献。(1)

发达国家对高端技术的垄断越来越严重。在高科技时代，科技垄断成为发达国家提高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又一砝码。发展中国家难以从发达国家获取关键技术，它们之间的科技合作也做不到完全平等。比如美国与拉美部分国家的卫星合作即反映了美国可以控制拉美的卫星技术，但绝不允许拉美发展自己的卫星技术的合作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美国NASA控制的Landsat自然资源卫星、Tiros-N气象卫星等垄断了拉美诸国的矿藏勘探、生态资源、农业、林业、城市等领域的信息，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拉美的利益，而是为以美国为首的大财团和世界市场服务，为美国的技术霸权服务。(2)摆脱这种控制和垄断，是拉美国家80年代开始探索发展自主技术的根本原因，如巴西“防守国家主义”技术自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1985年巴西科学技术部的正式成立等，都是从制度上和组织上促进本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明证。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也认识到发展自主高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86年，中国制定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旨在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领域与世界水平接轨。邓小平在1988年曾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之后，中国政府先后制订了以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和为推动基础研究发展设立的“攀登计划”以及重大项目攻关计划和重点成果推广计划等一系列重要计划，形成了中国科技工作的大格局。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拉双方认识到，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平等互助基础上的高科技交往不但必要，而且非常紧迫。1988年，中国与巴西两国政府签署《关于核准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书》并制订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计划（CBERS），成为中拉高科技合作的破冰之旅，由此中拉科技合作开启了一种新模式，进入一个新阶段，航空、卫星、计算机和生物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成为新阶段合作的主要内容。(1)从这一点上看，《议定书》的签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拉在思想、理论、认识上的准备，以及高科技合作规划、决策、协议等的签署，为中拉进入实质性高科技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21世纪中拉高科技实质性合作步入快车道的重要历史节点

中拉最早的实质性高科技合作是1999年中巴联合研制的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发射升空。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高科技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加快了步伐，拓展了领域，完善了机制，步入快车道的重要历史节点大体有以下三个。

（一）全球和地区局势转变开启中拉高科技合作之路

第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夜，海军第四舰队重返拉美。同时，美国调整在拉美的军事基地部署，以实行“人道主义援助”和培训技术人员为名试图在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以巴西为首的拉美国家认为美国的做法威胁了其国家和自然资源的安全，遂掀起大力发展国防高科技和对外军购之风。2008年巴西出台了新《国防战略》（END），将太空、网络和核动力三大领域作为最优先的战略核心，并积极寻求高技术合作对象国。

第二，这一年，拉美国家重新联合起来，以图促进整个地区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保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拉美经委会（ECLAC) 8月成立了由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墨西哥、尼加拉瓜、乌拉圭、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参加的“决策者科学技术和创新学校”，为拉美决策者提供科学、技术和创新培训，并制定了“区域性科学技术和创新对话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大会，鼓励拉美地区各国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建设，促进和协调拉美地区国家间科学技术转让和交流合作。该机制涉及的合作内容主要包括刺激生产创新、促进大学和生产部门的密切合作、扩大知识产权和创新空间、激励本土创新和人才资本的开发、对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进行评估和管理等。这一机制对于促进拉美各国间的科技创新合作非常重要，据统计，仅2012～2013两年间，拉美地区国家总共执行的技术合作项目达1080项。(1)拉美国家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经验对于中拉在高科技领域的整体合作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中国面对世界局势发生转变，及时调整对外战略布局重点，发布了首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文件———《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确了包括中拉高科技合作在内的中拉合作政策目标和指导原则，建立了双边科技合作混委会、高层协调机制等合作机制，将中拉高科技合作纳入中拉总体合作规范化和制度化范畴，表明中拉科技关系将进入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期。从此中拉在航空航天、生物能源、资源环境技术、海洋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多了一层制度上的保证。只是这次，高科技合作仍被归于科学文化大类别中，未被独立出来。

（二）“1+3+6”中拉整体合作框架夯实拓宽中拉高科技合作新领域

第一，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提出“1+3+6”中拉整体合作框架。

在“1+3+6”中拉整体合作框架中，“1”是“一个规划”，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3”是“三大引擎”，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6”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这6大重点领域中有2个是专门针对高科技和创新的，其他4个领域合作的深化和优化实际都离不开高科技。中拉经贸合作已从传统能源资源、农业扩展到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贸易。(2)

第二，2012～2014年，中国先后将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此，中国共与巴西、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和委内瑞拉5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又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外交关系的提升，不但拓展了彼此间的合作领域和方式，即从以前更多侧重或局限在部分领域的合作，拓展到政治、经济、科技、人文、国际和地区事务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合作，同时也提升了这些国家在中拉关系中的战略意义。

（三）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制定独立科技合作规划

第一，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制定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这一合作规划第一次将科技从科教文化分类中分离出来，与工业、航空航天作为专门的一类进行规划，彰显对中拉科技创新合作重要性的重视，以及对高科技的重新认识和界定，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变量，而不是只隶属于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外在变量。除此之外，该规划还设立了中拉政府间科技对话、中拉科技创新论坛、“中拉科技伙伴计划”和“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等多种合作机制，督促中拉共同建设工业园区、经济特区、高技术产业园，以促进产业投资和产业价值链的形成，科技创新合作在整体合作规划中的分量超前提升，表明中拉对于高科技的发展和科技对工业、新兴产业等领域的重要性已经达成了共识。

第二，首届中国-拉共体科技创新论坛在厄瓜多尔召开。中拉科技创新论坛是中拉论坛框架下的专业领域分论坛，是中国面向拉美地区设立的最高级别科技创新领域论坛。论坛讨论的议题涉及国家技术和创新政策、技术转移、生物多样性与发展、科技助力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助力商业成功等，并提出共建国家联合实验室和中拉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开展重大技术示范与推广、积极探索科技园区合作、开展科技创新政策交流与合作等具体合作举措。

第三，2015年9月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投入运营，2016年1月中拉合作基金投入运营，此二者都是面向拉美的百亿美元投资基金，资助的领域同是“1+3+6”框架中重点发展的六大领域，包括了对高科技领域和科技创新在融资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从以上三个重要历史节点中可以看出，中拉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步伐越来越快，合作机制越来越完善。从政策到融资，从认知到模式，都为21世纪中拉高科技合作夯实了基础。

三中拉高科技合作模式与典范领域

半个多世纪以来，高科技领域不断创新，已然形成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的整体发展模式，不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科技产业，而且高科技生产方法在各个经济领域的渗透性应用，也对传统产业进行着大规模的改造。高科技发展的速度之快，直接影响着中拉合作的模式。中拉每个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合作都会或多或少、或早或晚涉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比如农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等传统领域都包含着相关领域的高科技内容。因而，对中拉高科技合作模式的全面认识至关重要。

（一）中拉高科技合作的“3+6+4”模式

“3”指高科技合作的三种不同层面，即纯粹科学（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应用开发）和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商业化）领域的合作。

“6”指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目前公认的6大高精尖科学技术领域：(1)以微电子、智能计算机和网络为主导的信息技术，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前导；(2)以超导材料和人工合成材料为标志的新材料技术，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性和支柱性技术；(3)以核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等自然能源技术为标志的新能源技术，是高新技术发展的保障；(4)以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为标志的生物技术，是发展潜力最大的高新技术；(5)精密制造技术，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6)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是高新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4”指中拉高科技合作的4个种类。按照拉美不同国家高科技发展的多样化和水平的差异性，以及中国与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外交级别，中国与拉美的高科技合作分4个不同的种类，遵循不同的合作模式和政策。(1)中国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的合作，他们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足够大的国家规模和人力资本，具有发展多项高新科学技术的潜力；(2)中国与在某些特定或优势高技术领域较为发达的国家的合作，如与战略伙伴关系国智利在天文气象领域的合作，与古巴在生物医学技术的合作；(3)中国与科技比较落后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小国间的高科技合作，主要以中国的技术援助为主，如友好伙伴关系国牙买加，以及合作伙伴关系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4)中国与作为整体的拉美地区的高科技合作。

目前，中拉高科技合作在纯粹科学、应用技术和科技创新三种类型都有所涉及，尽管程度不一样。但在高科技6大领域中，中拉合作主要聚焦于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4大领域，而在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精密制造技术等领域的合作非常薄弱，甚至还未开始。

（二）中拉高科技合作的典范领域

第一，中国与巴西、中国与委内瑞拉以及中国与玻利维亚的航天合作是中拉高科技合作的第一个典范。

空间技术领域，即航天领域的合作是中拉科技创新合作的切入点和最具代表性的典范，既包括巴西这样科技水平相对较高的新兴大国，也有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这样科技比较落后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发展核计划受挫，作为一直有强国梦的国家，巴西急于在另一高科技领域———航天领域———寻求突破，巴西的航天发展计划一直集中在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上。当时，中国恰好确定航天领域是优先发展的高科技领域之一。双方都决定通过开展国际合作来研制新一代对地传输性地球资源探测卫星。但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双方寻求欧美国家在航天领域的合作非常困难，而且有诸多的附加条件。于是，共同的需求使中巴两国在航天领域找到了合作的契机，中巴也因为地球资源卫星项目成为发展中国家高科技领域合作的典范。

1999年中巴联合研制的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CBERS-01星的发射成功，是中巴以及中拉高科技关系的根本转折点，中拉航天科技领域进入实质合作阶段，对中拉整体科技创新合作产生了极好的辐射效应，鼓舞了拉美其他国家与中国高科技合作的决心和信心，加快了中拉高科技合作的步伐。2008年和2012年，中国分别为委内瑞拉研制并发射了“西蒙·玻利瓦尔”一号通信卫星（“委星一号”）和“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一号”（“委遥一号”）。“委星一号”既是由中国技术制造、发射并向拉美用户提供整星出口的第一颗商业卫星，也是委内瑞拉拥有的第一颗卫星。2022年中国首次通过光学成像遥控商业卫星为委内瑞拉提供应急灾害监测信息，支援委抗洪救灾。2013年，中国为玻利维亚研制并发射了首颗通信卫星“图帕克·卡塔里”号，建成了海拔最高的地面站，实现了中国向玻利维亚提供通信卫星研制、发射服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项目风险管理、技术培训等“天地一体化”的系统解决方案，首次为国际在轨交付用户提供商业贷款。

第二，中阿核能合作将成为中拉高科技合作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一大突破。

阿根廷是拉丁美洲最早发展和利用核能的国家，早在1950年，阿根廷便成立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并于1974年建成第一座核电站。由于种种原因，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放弃了核能发展。直到2003年推出了一项国家原子能计划，核能发展才得以重启。根据《阿根廷核能发展计划》（Plan Nuclear），阿根廷将于2015年至2025年间大幅提高核能发展投资预算至310亿美元，计划与中国合作建造4号重水堆核电站和5号压水堆核电站，与俄罗斯合作建设第6座核电厂，延长第1座和第2座核电厂寿命及在全国建造11所核能医疗实验中心。阿根廷扩大核能发展的计划与中国2014年将核电出口上升至国家战略的决策相契合。

2014年，中阿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阿根廷建设重水堆核电站的双边核能合作融资协议。同时，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核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与阿根廷核电公司签署了核电项目合作实施协议。2015年，中阿又签署了《关于在阿根廷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议》。随后中核集团与阿根廷核电公司在土耳其正式签署共同修建阿根廷第4座核电站的合同。该合同有两个协议，一个是共同建造阿根廷第4座重水堆核电站；另一个框架性协议对中国来说是重大突破，阿根廷同意第5座核电站将使用中国自主设计的“华龙一号”压水堆技术，这标志着中国最先进的核电技术将首次进入拉美。2022年，阿根廷核电公司与中核集团、中国中原阿根廷分公司等正式签署阿根廷阿图查三号核电站项目设计采购和施工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中核集团将通过工程总承包方式，以“交钥匙”模式为阿根廷建设一座“华龙一号”压水堆核电站。这是中阿核能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核技术属于敏感技术领域，因此核电合作是一个需要高端技术和巨额资金的长期合作领域，非常考验合作双方在战略、经济和政治上的信任、协调和合作能力。中阿核电协议的签署和双方核电公司合同的达成，必将在中拉高科技合作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第三，中国与古巴、巴西、墨西哥等国的生物技术合作是中拉高科技合作的亮点。

拉美生物技术较发达。60%的拉美基础研究属于生物学领域。巴西从事医药生物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占全部研究人员的将近一半。生命科学也是拉美得到国际承认的研究领域，阿根廷3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化学和医学领域的科学家。目前，中国与巴西、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的生物技术合作尚处于起始阶段。2011年，中巴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成立，合作领域包括遗传资源、作物育种和生物技术等。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与墨西哥科技理事会之间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领域和医药技术等领域也已展开实质性合作。2012年，中墨两国科学家组成研究小组对不同种类辣椒的基因图谱进行排序。与中国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因推动中国在玉米小麦实现优质、抗病和高产育种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还曾荣获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国与古巴的生物技术合作是中拉生物技术合作中最早也是最突出的，尤其是在生物医疗和生物农业领域。1998年，在中国科技部“八六三”计划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的支持下，中国与古巴分子免疫中心（CIM）签署了知识产权协议和合作开发协定。2000年，古巴分子免疫中心与中国国际科学中心合作成立了中古合资的生物技术企业———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和古巴在生物技术领域水平最高、投资规模最大的合作项目。2004年，中古成立了生物技术联合工作组，一年后，中国与古巴签署了未来两国生物技术合作计划，为生物技术的实质性进展指明了方向，2007年中古成立了“百泰生物工程研究院”，标志着中古生物技术合作已从产品合作迈向技术开发和智力合作，是中古生物技术合作的重要里程碑。近年来，中古两国又签署了生物医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成立“中古生物技术转化中心及产业化基地”，成为中古生物技术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四，中拉多方位推进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

中国和拉美部分国家不仅从政府层面，还从企业层面推进中拉信息技术合作。

首先，在政府层面上，2008年，中巴政府在开源软件的应用程序开发领域开始了里程碑式的实质性合作。2014年，中拉“1+3+6”合作规划提到，在科技创新合作领域中国与古巴签署了一份启动数字电视计划（为古巴提供数字电视）以及为古巴交通运输设备提供技术的协议。2018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明确表示要推动并加强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科技合作。

其次，中国华为、中兴等信息通信企业还在拉美投资建厂，成为中拉信息技术产业合作的先锋。它们与拉美各国信息技术企业广泛合作，甚至参与拉美国家的宽带网络战略计划和数字发展战略。委内瑞拉大部分基础设施和通信都由华为或中兴负责；华为负责厄瓜多尔64.1%的通信领域合同；2009～2011年，华为公司帮助古巴建设了一条宽带网络服务系统和一条通向委内瑞拉的长达1600公里的海底光缆，同时将牙买加接入该系统，使古巴与外界有了互联网连通；2015年，华为和巴西科技创新部签署了关于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科技合作协议等。除关注企业发展和市场开拓外，中国的信息技术企业还非常重视与拉美各国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人才培训等领域的合作。2012年，华为巴西分公司与巴西通信技术学院合作成立“华为认证网络学院”，为巴西培训通信技术人才，促进巴西信息通信发展。华为公司还推出了一个覆盖通信技术领域的认证体系———“华为认证”。

信息技术是高科技领域中更新换代速度最快的领域之一。在5G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实现了5G技术领跑，5G核心专利数占世界第一，并率先实现了5G商用。尽管有美国的大力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仍以其技术和设备服务的高性价比优势，受到越来越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电信运营商的青睐，成为其战略合作伙伴。

总之，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高科技合作包含典范领域以及焦点和亮点领域，呈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必要性，可以更平等地开发和利用彼此的技术资源，共同对抗发达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垄断和在这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一起探索建立在和平基础上的以发展本国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科学和技术。

四中拉高科技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高新科学技术重要性日益显著，中拉高科技交往在双方外交关系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尽管在具体合作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中拉双方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制度的不同导致交往和交流方面的障碍；拉美国家长期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的科技政策和资金支持；中国和拉美在科技创新领域都存在产学研严重脱节等问题，中拉高科技合作在未来仍具良好的前景和潜力，且会逐渐形成特定效应，同时中拉双方需共同探索高质量的合作模式，以应对合作中出现的困难与变数。

（一）形成“雪球效应”

高科技合作与其他经济贸易合作有很大不同。高科技合作门槛高，起步难，但如果选好突破口，良好的模式一旦形成，社会和经济效益产生，则这种示范性的高科技合作就会带来连锁效应和加速效应，会吸引更多国家和公司参与到合作进程，从而产生一种几何式的增长模式，形成“雪球效应”。中国已在四大高科技领域与拉美特定国家开启了良好的合作模式，这些模式在将来会逐渐拓展到更多拉美国家，尤其是已经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意向和备忘录的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上也会向纵深发展。

以航空航天领域为例。在技术层面上，中拉卫星和航天领域的合作可实现系列和配套开发和商业应用，由目前地球资源卫星和遥感卫星的合作延伸到气象卫星、海洋卫星等其他种类的卫星合作，逐渐实现卫星种类多样化。除已成熟的卫星种类外，量子通信卫星在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网络安全是中国与拉美部分国家最优先关注的高科技领域之一。中国量子通信卫星技术上的突破将会逐步实现商业化，中拉合作前景比较广阔。另外，未来中国在拉美的测控网会延伸到深空测控领域，以实现载人登月、火星探测及其他深空探测任务。2015年，阿根廷国会参众两院多数票通过了相关草案，批准了中国在阿根廷内乌肯省建设深空测控跟踪站的决议。中国和拉美相关国家将突破航天领域只局限于卫星的合作，逐渐延伸到当今航天技术的三大领域———应用卫星、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

从产业层面来看，中拉合作会在巩固现有科技创新合作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化纵深发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科技集团，在中国国内已很好地将技术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他们营业总收入的70%左右来自民用产品市场，但在拉美，这一市场还有待进一步打开。中拉可共同探索商业化的航天市场。在航空领域，继中巴合资成立由巴西控股（占51%的股份）的哈尔滨安博威公司，用来组装巴西研制的ERJ-145型支线客机之后，中国航空工业也可携大飞机等先进技术进入巴西、阿根廷等国市场。“雪球效应”也将蔓延到海洋工程、新材料等可合作的高科技领域。

（二）形成结构上的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实际上是中拉高科技合作在空间上的一种布局形态。目前，中拉高科技合作停留在一种节点式合作阶段。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以及中拉双方高科技合作的加深，这种节点会逐渐演化为一种错综复杂又有迹可循的网络效应。高科技各领域之间边界更加模糊，互相交叉，彼此渗透，高科技合作将成为一种跨领域、复杂多变的系统。

首先，这种网络效应体现在合作制度上。在行政机制方面，未来中拉高科技合作机制会更加细化和多元化。各种双边、多边和整体的高科技合作机构将会不断被组建。随着中国与拉美国家高科技合作的深入，中拉各国的科技部内部会专门设立中拉科技合作委员会或办公室以及专门制定中拉科技合作政策的机构，同时，还会专门设立资助六大高科技领域发展的中拉科技创新合作方面的基金会。这些多元化的机构之间应该具有互相协调和沟通的能力和机制，否则极易陷入碎片化，从而导致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在研究机制方面，建立联合实验室和联合创新中心，共同设立合作研发机构、中拉科学园或创新园、中拉技术转移中心和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使这些平台的搭建形成一种长期的合作机制，从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做起，注重双方在技术标准，尤其是一些新技术标准的合作，加速技术转移，助推关键技术的跨越式合作，实现科技的产业化和本土化。中拉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但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已形成特定规模的科学园和孵化器等技术创新和转让平台（如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电子产业群落），可吸引中国相关创新企业进驻。同样，拉美的先进科技型企业，如古巴的生物技术产业，除在北京成立的百泰生物医药公司外，也可更多地考虑向中国内地发展，向中部、西部地区的科技园区发展。

其次，高科技合作亦将呈现一种“3×3”的网络化模式。第一个3代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创新；第二个3涉及资本、主体和资源，其中主体包括政府、公共机构、企业和大学；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最初将“3×3”融为一体的是专门建立的科学园、技术园、技术群落、技术走廊等孵化器设施，这些设施内部“3×3”的各个因子相互交叉、渗透，孵化出高科技产业，同时产生裂变和溢出效应，且不仅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还会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类似效应，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深化网络化模式。2015年，中巴率先签署了共同合作建立技术园的协议，目的是促进农业科学和技术，工业技术、高附加值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战略互利领域的进步，目前中巴纳米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已投入运行。

（三）积极应对运行机制上的系统效应

1997年，美国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将系统科学中的复杂性原理引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并将其命名为“系统效应”，用以指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1)拉美是世界发展史上最复杂、最充满不确定性、最脆弱的地区之一，高科技也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的复合领域。与拉美地区进行高科技合作将形成，或已经存在一种系统效应，这是一种十分复杂且不可预知的系统效应，几乎没有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费尽周折签署好的合作协议或计划很可能会因为跟计划本身并无直接关系的因素而成为泡影。拉美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上的脆弱使中拉高科技合作中的这种系统效应更加明显。

针对该种系统效应，中拉在高科技合作中必须尽快制定相关的风险控制机制。高科技是最终运用到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最前沿、最高端且可能产生高效益的知识，但其本身的发展充满了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比如核能合作中的安全问题，基因技术合作中所产生的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最终对人类健康和生态进化的影响等问题，都需要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另外，在高科技合作计划中制定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保持各个环节之间信息的准确和及时联通，对不确定因素做到提前预警、应对，尽可能降低高科技合作中的系统效应亦十分重要。

结语

中拉高科技合作实际上是中拉多领域全面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基础和催化剂。科技创新是提高双方生产力和增强彼此国力的战略支撑。科技的突破常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甚至带来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可以说，未来中拉在每个经济领域的合作都会或多或少、或早或晚涉及高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中拉科技创新合作使一国之内的创新体系延伸开放成了区域间创新体系或超国家创新体系，这必然带来一系列机遇和挑战，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使高科技创新合作真正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高附加值贸易往来、实现互赢和共同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一个需要双方坚持不懈、共同努力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