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经济对各国的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市场和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在此背景下，多数发展中国家将数字经济的培育和发展确立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然而，发展中国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和先进技术获取困难等诸多挑战，制约着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的充分释放。(1)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的数字经济取得较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拉美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严重受损，这在长期内对提高当地生产效率和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鉴于此，若能抓住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增长动能转换带来的机遇，拉美地区将充分释放增长潜力。中国是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双方经贸关系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助力，中拉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增效转型期。(1)近十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在通信领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2)“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对拉美产业优化与升级产生影响，而且通过“数字丝绸之路”推动拉美数字经济发展，进而增添发展模式转型的新动能。2025年正值中国—拉共体论坛（China-CELAC Forum,CCF）正式运行十周年，以此为契机，深化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将为促进中拉关系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本文以拉美地区产业结构特征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对拉美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而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促进拉美产业结构升级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作为21世纪最具革命性的经济发展形态之一，数字经济已在经济学界引发广泛关注。(3)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多个层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在创新、就业、产业重塑等方面发挥显著的影响力，(4)而且在普惠金融、能源经济等新兴领域也作出重要贡献。(5)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驱动力，(6)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其如何通过信息化和网络化手段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正日渐成为经济学新的热点话题。(7)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8)进一步说，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加强产业间的协调，从而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9)同时，中国数字跨国公司以获取技术和拓展市场为目标推进海外布局战略，一些头部企业已跻身全球顶尖行列。(10)

针对数字经济对拉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已有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将为拉美地区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并肯定了数字经济在拉美地区的生产部门、劳动力市场、政府部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1)卡茨等（Katz et al.,2022）估计了拉丁美洲固定宽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渗透率分别每增加10%，人均GDP将增长1.47%和1.7%，该影响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杜茨等（Dutz et al.,2018）通过分析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企业级数据发现，数字技术的采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强了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的活力。(1)鲁道夫等（Rudolph et al.,2023）指出，数字经济为拉美地区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风险投资越来越集中于金融科技、电子商务、供应链物流等数字产业。(2)总体而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拉美国家，数字经济都被认为是推动产业结构变革的重要力量。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数字经济有助于产业升级，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拉美地区产业结构特征

拉美地区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初级产品专门化、“去工业化”和非正规就业占比较高三大特征，这显著放大了其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一是初级产品专门化。拉美地区凭借丰富的资源禀赋，大量出口初级产品和以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2017—2021年，拉美地区对世界的原材料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平均为30%。(3)从次区域角度看，按2016—2022年拉美各国大宗商品占总出口或总进口比重的均值衡量，南美洲整体出口依赖度较高，部分国家甚至达到90%左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出口依赖度较低，但仍保持在10%以上；加勒比地区的进口依赖度相对较高，普遍在30%以上；南美洲整体的大宗商品进口依赖度较低，但也保持在10%以上。(4)初级产品专门化不仅不利于技术升级和进步，并且会加深“去工业化”程度，这也是拉美国家往往陷入“资源诅咒”而无法延长产业链的重要原因。

二是“去工业化”现象严重。1950—1980年是拉美地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黄金时期，该地区曾取得长达3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拉美各国工业得到大幅发展，其中部分国家进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这一时期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呈现趋同走势，且制造业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里高于经济增长率，这表明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经济主要由制造业增长所推动。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1950年的19.9%增至1973年的28.3%，此后制造业发展陷入停滞。(5)在遭遇20世纪80年代经济大衰退和90年代经济大调整的冲击后，拉美国家制造业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其主要原因是，受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保护，以及通过“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资本品”逐级替代的跨越式发展，拉美地区提前透支了产业升级的潜力。以满足内需为主的制造业一旦遭遇投资锐减、进口原材料与设备受限以及国内市场需求萎缩等影响，衰退便成为必然的结果。拉美地区制造业占GDP比例从1989年的24.6%降至2014年的13.6%,2023年回升至17.9%。(6)尽管制造业有所恢复，但是拉美地区“去工业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这也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有限的重要原因。

三是非正规就业(1)占比较高。拉美地区就业存在非正规化倾向，这是服务业异质性的典型特征。第三产业的某些部门在创造就业方面具有活力，但是新增就业多数集中在生产效率低且缺乏保障的非正规部门，这表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不足。根据拉美地区12个国家的就业调查数据，2019—2022年该地区平均非正规就业率约为50%。(2)非正规就业占比高在长期内将拖累服务业现代化的步伐。

简言之，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拉美地区存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需求，即促进生产结构多元化和持续提高生产力。具体而言，亟须降低初级产品专门化比重，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进行再工业化，以及显著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恰恰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重要途径。

三、实证分析：拉美产业升级中的数字经济动力

（一）数字经济的作用机理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发展、催生新商业模式和推进外贸增长四个传导机制进行分析。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生产效率。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工具和平台的应用可极大提高生产效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认为，要确保该地区的进一步转型，就必须更快地采用5G和物联网等数字革命新技术。采用5G技术并且广泛应用将是提高行业竞争力、提供与智慧城市发展相关的尖端公共服务能力的关键，可连接从家电到汽车、工业传感器等各种智能设备，能够促进物联网和工业自动化等颠覆性应用的发展。

第二，生产部门的数字化推动创新发展。拉美经委会认为，生产部门的数字化转型不仅限于生产和管理流程的优化，而且会带来产品和服务、商业和生产模式的创新，导致价值链的重新配置以及市场和传统产业的转型。传统产业参与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数字技术融入产品，开发基于数据使用的数字服务，并在创新、生产、物流和营销过程中引入智能系统。在拉美地区，农业和汽车行业是最积极将数字技术融入生产链的行业。

第三，数字化经济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订阅服务等新商业模式的出现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孕育了新的增长点和就业机会。特别是电子商务可以鼓励创新，并通过实施数字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促进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生产力。(3)

第四，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对外贸易增长。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有效降低贸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包括自动化的决策处理、办公信息化）以及推动跨境电商的发展来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4)而且，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一国进出口通过影响国内的供给和需求，能够解决资本品不足、技术水平低和传统产业生产过剩等问题，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模型建立和数据描述

为验证数字经济对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选取2003—2019年拉丁美洲27个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1)数据主要来源为世界银行、《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UN E-Government Survey）、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建立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解释变量digitalit代表i国在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熵值法合成，合成指标参见表1。参考赵涛等（2020)(2)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已有研究的数字经济指标中大多包含数字经济投入和产出两部分，数字经济指标中的产出部分可能受到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从而导致因果关系不明确，造成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构造的数字经济指标侧重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和能力。该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对数字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也有助于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分析的识别。同时，数字经济的投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硬环境指标主要反映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程度，这是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发展的基础，主要包括固定宽带、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普及度；软环境指标着眼于人力资本和技术吸收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指数和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进口比重。(3)经熵值法计算后，固定宽带订阅、固定电话订阅、移动电话订阅、互联网普及度、人力资本指数和ICT产品进口比重分别为32.5%、13.1%、8.7%、16.9%、2.4%和26.4%。

被解释变量ISit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的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顺次演进的过程，主要是用三大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比例的演进过程Indhit衡量。(4)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Yit代表生产总值，j代表第j产业部门。Yijt/Yit代表第j产业部门产值占比。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Indhit成正比，第三产业部门占比越大，产业结构越高级。但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并不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尤其是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去工业化”且服务业异质性过大的问题，第三产业占比很大但产业结构并不合理。因此，同时使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来衡量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引入产业结构偏离度TLit。(1)计算公式如下：

表1 数字经济指标

注：人力资本指数为联合国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的人力资本分项。

Lit代表总劳动力数，Lijt/Lit代表第j产业部门劳动力占比，为第j产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其余变量定义与式（2）一致。产业结构的合理化Indrit与TLit成反比，当三个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等且等于1时，TLit为0，经济达到均衡状态。为方便计算，后文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Indrit定义为TLit的倒数，则产业结构合理化Indrit为正向指标。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Xit包括：一是经济增长，用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通常通过需求升级、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是资本形成，用固定资产形成占GDP之比表示。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推动、促进作用。三是市场规模，用总人口表示。总人口可以作为评估市场规模的基础指标之一，因为它是市场规模的潜在上限，也是需求规模的基础。四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用通货膨胀率表示。通货膨胀率高往往反映经济政策的不稳定和市场预期的不确定，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和长期发展战略。五是对外开放水平，用贸易总额占GDP之比表示。开放水平高的经济体更容易吸引外资，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为进一步消除遗漏变量偏误，本文控制了国家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分别为式（1）中的ui和Tt。在式（1）中，α1为常数项，α2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α3为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εit为随机误差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2。

（三）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利用模型（1）验证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回归结果参见表3。第（1）列和第（2）列是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it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仅控制了固定效应，第（2）列控制了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第（3）列和第（4）列是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被解释变量，同样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it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3）列仅控制了固定效应，第（4）列控制了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结果显示，digitalit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即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如前所述，数字经济可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发展、催生新商业模式和推进外贸增长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四）稳健性检验

使用工具变量、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GMM）和替换关键变量的方法检验稳健性。面临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的变化或许会反过来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本文选择拉美各国1990年的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因为数字经济依赖的基础设施往往是历史使用习惯的延续发展，即历史上固定电话数量普及率较高的地区也有可能是当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加上历史上固定电话数量对如今的产业结构影响较小，因此1990年的固定电话数量能够同时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内生性要求。(1)但是，该工具变量不随时间变化，不能满足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要求，因此采用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的用户数与其交乘，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参见表4第（1）列，回归系数显著为正，F值为27.38，工具变量有效。参见表4第（2）列和第（3）列可以看到，使用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为进一步处理由于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系统GMM方法重新进行估计。它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序列的信息，提高估计的效率。回归结果参见表4第（4）列和第（5）列，模型通过了汉森（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和AR(1)(2）序列相关检验，系统GMM估计结果有效，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鉴于关键变量可能存在人为测量误差，为验证测量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对关键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了替换，并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主要表现在产业比例关系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上，通常有两种主要的测量方法。一是在基准回归中采用的基于产业比例关系的方法，二是关注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前者直观地反映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而后者则更加强调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为验证这两种方法结果的一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重新测度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利用劳动生产率与产业比例关系的乘积进行计算如下：

表4 稳健性检验

 

其中，劳动生产率LPijt为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的比值，(1)回归结果参见表4第（6）列，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异质性分析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出水平和研发支出水平的不同对样本进行细分，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参见表5。(2)

由表5第（1）列可知，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即在人均GDP位于中位数之上的国家中，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有着更强的资本积累和消费能力，能够有效支持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孵化的融资需求，同时为数字经济扩张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由表5第（2）列可知，在政府支出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即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位于中位数之上的国家中，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是因为更高政府支出水平的国家有着更强的政策引导能力、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完善的法律制度，从而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创新体系的完善，也能提升各产业对数字经济的接受度和应用水平，从而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由表5第（3）列可知，在研发支出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即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位于中位数之上的国家中，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研发支出水平较高的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推进技术创新，吸引和培育关键人才，从而加速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高技术化转型。(3)

（六）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数字经济的作用机理，这部分主要从生产效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发展、新的商业模式和外贸增长四个机制来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采用江艇（2022)(1)的机制分析方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it衡量生产效率的变化，用每万人的专利数量patentit衡量技术进步，用每百人的新创企业数量businessit衡量商业模式的更替速度，用贸易总量tradeit的增速衡量贸易增长，分别替换为式（1）中的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参见表6，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速了商业模式的更替，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增长。通过这些机制，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运营和竞争方式，还深刻影响了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发展趋势。

四、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

基于前文分析，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亟须转变依赖初级产品专门化的发展模式，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换言之，在降低初级产品专门化比重的同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并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而在该过程中，数字经济将通过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来优化生产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催生新商业模式以及提升贸易便利化等传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现代化。

（一）拉美数字经济合作需求

拉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弱，目前其发展程度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虽然该地区数字生态系统在过去20年中取得长足进步，但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开发银行（CAF）开发了数字生态系统发展指数(2)来衡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发现拉美地区处于落后的方面是基础设施、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研发投资和创新能力）以及发展程度有限的数字产业。(1)

表5 异质性分析

 

表6 机制分析

 

新冠疫情冲击加速了拉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为突破新冠疫情期间的物理阻隔，生产部门的数字化进程加速，这推动了旨在增加在线业务活动、采用新设备和开发新产品的企业变革。从需求端看，新的需求模式以在线渠道为基础，其特点表现为对在线教育、电子医疗、在线购物、电子银行和在线保险服务以及在线娱乐的需求增加。从供给端看，新的供应模式以灵活、就近和响应能力强为特点，从而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优化绩效、投资研发、提供培训或再培训。简言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拉美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向。截至2021年3月，按公司市值衡量，拉美地区数字产业超过184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500家最大公司总价值的13%。2010—2021年，拉美地区数字产业增长了21%，似乎仅为温和增长，但在该地区传统行业价值同期下降36%的背景下，这一增长意义重大。拉美地区数字经济地位提升，是因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强劲扩张，2019—2021年这两个平台的增长率分别为282%和184%。(2)

（二）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建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已逐步培育出竞争优势。在顶层设计上，中国推出一系列整体发展规划以及微观具体政策；在技术创新上，关键数字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正在逐步增强；在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上，不仅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速度加快，而且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在数字治理上，完善国内数字经济监管与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齐头并进。特别是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为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促进拉美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新机遇。鉴于此，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接拉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积极开展数字经济合作。

首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为拉美地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目前数字基础设施正逐步成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3)拉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连通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不平衡。因此，要确保该地区的进一步转型，就需要更快采用数字革命的新技术。2021年5G移动连接在移动连接总数的占比，拉美地区为1%，欧洲为4%，美国和加拿大为13%，中国为29%，中国是全球采用该技术的领先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拉美地区采用物联网的速度也比其他地区缓慢，这与结构性生产因素有关。2020年，全球记录在案的物联网连接达130亿，其中46%位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3%位于美国和加拿大，19%位于欧洲，仅有5%位于拉美。(4)鉴于拉美地区存在的数字鸿沟，中拉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潜力巨大。

其次，提高智能制造能力，助力拉美再工业化进程。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在提高生产效率、抵御外部冲击等方面优势明显。尽管拉美国家制造业企业加快了自动化进程，但该趋势仍处于起步阶段，拉美地区只有15%的企业参与了自动化进程，而在亚洲这一比例为26%，且拉美地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工业4.0技术的企业占比不到2%。(5)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智能制造合作，能够提升拉美地区产业数字化程度。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需要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成果来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新产业的成长和未来产业的培育。(1)中国已制定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并正在稳步推进实施，中国可加强与拉美相关国家制造业的战略对接，扩大智能制造和信息通信技术等新兴产业合作，这不仅有利于拉美地区再工业化进程，有助于该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同时也是其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必由之路。

再次，加快科技创新合作，为拉美地区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科技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企业提质增效、永续发展的源动力。然而，拉美地区在研发支出方面明显滞后，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且落后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美国、欧盟、OECD成员国和中国的研发支出占各自GDP的比例超过2%，而拉美国家研发支出占比从2015年的0.7%降至2021年的0.6%。(2)此外，拉美国家研发支出的大部分资金由政府提供，主要由学术部门管理，而发达国家则主要由公司提供资金和执行支出。推动科技创新是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之一，加强中拉科技创新合作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很有必要。未来双方可创建科技企业孵化园，联合建立研发中心，促进科技人才交流和知识共享。

最后，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需要强调数字治理中的三大需求。一是加强数字信任和安全，即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并加强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制度和监管框架。二是促进公平竞争的数字市场，这包括确保不以反竞争的方式使用或保存数据，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公平地获取数据；提高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在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制定包括促进竞争和数据保护在内的战略和政策，以保证市场准入，同时不对相关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三是加强区域性数字合作。启动地区数字市场，从而制定一项集体战略，通过监管的一致性、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数字平台的开发、跨境数据流动和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增加贸易，扩大数字经济规模，提高竞争程度。中国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正在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双方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中国—拉共体论坛等国际合作平台加强数字治理方面的合作，这将为拉美产业结构升级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