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加勒比地区关系回顾

2020年初以来，合作抗击新冠疫情成为中国和加勒比地区关系中最重大的主题。新冠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构成了一场严峻的挑战。牙买加在2020年3月10日出现加勒比地区的第一个确诊病例。此后，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进入2021年以来，加勒比地区的疫情呈现反弹之势，地区各国政府普遍面对较大的抗疫压力。

加勒比国家在抗疫斗争中率先向中国伸出援手。2020年初，中国处于抗疫斗争最艰难的时刻，加勒比建交国在此时给予积极声援。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Keith Mitchell）、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Roosevelt Skerrit）、苏里南总统鲍特瑟（Dési Bouterse）、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布朗（Gaston Browne）、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Andrew Holness）、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Mia Mottley）、圭亚那总统格兰杰（David Granger）等多国政要或亲赴中国大使馆予以慰问，或专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慰问。加勒比建交国还积极向中国捐赠抗疫物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2020年2月向中国捐赠一批口罩，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捐赠抗疫物资的加勒比国家；多米尼克在同月宣布对华捐赠口罩；格林纳达在3月初向中国移交捐赠物资。苏里南进步改革党（VHP）在同年2月初宣布向中国捐赠一批医用口罩和手套，成为首个对华捐赠医疗物资的拉美政党。

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爆发新冠疫情后，以无偿援助方式向所有建交国提供多批次抗疫物资。2020年3月，中国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交付首批抗疫物资，成为首个向该国提供抗疫援助的国家；进入4月后，中国陆续向格林纳达、多米尼克、安提瓜和巴布达、苏里南、圭亚那等加勒比国家提供各类急需的防疫物资。在支援过程中，中国地方省（区）市、企业和民间团体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向加勒比国家提供援助。在地方省（区）市中，河南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捐赠抗疫物资，四川省政府向牙买加捐赠抗疫物资；在中资企业中，国药集团向牙买加卫生部捐赠抗疫物资，中国电建向安提瓜和巴布达工程部捐赠抗疫物资。在民间团体中，马云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基金会向多米尼克提供核酸检测试剂盒和医用口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广东省侨联向未建交国———伯利兹———捐赠了抗疫物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与上海市开展了友好城市之间的抗疫合作，其中西班牙港在2020年2月首先捐赠口罩给上海，而上海则在同年4月回赠抗疫物资给西班牙港。

中国积极帮助加勒比国家获取新冠疫苗。中国一方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合作，另一方面通过双边途径向该地区国家提供疫苗。2021年3月初，中国提供的新冠疫苗运抵圭亚那，这是该国第一次收到外国政府直接捐赠的疫苗；3月3日，中国通过世卫组织提供的疫苗运抵多米尼克，该国总理夫人、国会议员梅丽莎（Melissa Skerrit）等多位该国政界要人首先接种了疫苗。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和加勒比国家通过网络视频会议方式保持政府之间的紧密协调与合作。第一，中国和加勒比国家举行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网络视频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新冠疫情。2020年3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中国上海市政府举行疫情防控视频会议；格林纳达与中国浙江省政府在4月举行疫情防控视频会议；巴巴多斯与中国重庆市政府在5月举办抗疫经验分享视频会议。此外，加勒比建交国还在2020年3月参与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地区24个建交国及尼加拉瓜共同举行的抗疫视频交流会。第二，中国和9个加勒比建交国在2020年5月和9月分别举行副外长级抗疫合作会议。与会各方围绕各自新冠疫情、中加抗疫合作、中加国际事务协调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此外，加勒比建交国还参与了在2020年在7月举行的中拉应对新冠疫情特别外长视频会议。第三，加勒比建交国派代表参加了在2020年9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科技创新论坛，在2020年12月举行的第六届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在2021年2月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数字技术抗疫合作论坛与第二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农业部长论坛。

中国和加勒比国家政府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有效促进了中加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1月25日与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通电话；在3月16日分别与圭亚那总统阿里（Irfaan Ali）、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Keith Rowley）通电话。中国及上述三国领导人均表示，将继续在各领域开展互惠互利合作，以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承诺继续大力支持这些国家的抗疫斗争，为实现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

2023年，中国再次迎来到访的加勒比国家领导人。6月，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来华出席202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并正式访华；7月，圭亚那总统阿里来华出席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并正式访华。

尽管中国和加勒比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受到新冠疫情以及加勒比地区经济下行的冲击，但基本保持稳定的态势，并在2021年开始实现显著回升（见表1）。2020年，疫情使加勒比国家的经济遭受严重的冲击，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9%。除圭亚那外，加勒比地区的所有国家悉数陷入经济负增长。该地区进口额和出口额均出现严重的负增长（降幅分别为28%和16%）。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加勒比国家的2020年进出口贸易额较2019年下降5%，降至36.29亿美元（见表1）；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为海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2020年，海地对华出口下降32.6%，从中国的进口增长26.5%。该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为化工产品、塑料和橡胶制品、服装制品、机电音像设备和汽车零配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曾长期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两国贸易额的大幅下降主要归因于该国对华出口，尤其是能源产品（液化天然气）的萎缩。相对而言，中国和牙买加的贸易保持稳定。中国主要向该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食品、化学品、轻工产品和机电产品，从该国进口铝矾土和氧化铝。在加勒比各国中，圭亚那的对华进出口贸易额出现最大幅度的上升（78.9%）。这主要归因于中国开始从该国进口石油，该国2020年对华出口额激增563.1%。

表1 2019～2022年中国和加勒比国家进出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2021年和2022年，加勒比国家对华贸易实现显著回升。受石油贸易推动，圭亚那对华出口出现大幅攀升之势，现已成为中国在加勒比国家中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通过增加对华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产品，对华贸易额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现为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见表1）。

中国企业在加勒比地区承建的多个工程项目顺利完工，并有多个新项目正式启动。在苏里南，中大国际工程（苏里南）有限公司承建的该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在2020年5月竣工通车，极大地缓解了该国首都与国际机场之间的交通压力；在多米尼克，中国土木工程公司承建的政府安置房项目在2020年9月完成移交；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铁建承建的库勒珀立交桥在2020年6月投入使用，同样由该公司承建的阿利玛医院和多巴哥罗克斯伯勒医院在2020年6月和2021年1月相继启用；在圭亚那，中国港湾公司承建的切迪·贾根国际机场扩建项目在2022年6月顺利移交。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在2020年12月迅速行动，帮助圭亚那修复受损的海底电缆，使该国首都乔治敦市在圣诞节前全面恢复供电。

2020年以来，一系列中国企业承担的工程项目相继开工。在苏里南，中国港湾承建的苏里南河基建和维护疏浚项目在2020年3月开工，目前处于施工阶段；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铁建承建的迭戈马丁立交桥项目处于建设中，该公司还在2023年中标西班牙港总医院中心楼再开发项目；在圭亚那，中国港湾在2022年中标圭亚那万豪酒店项目和年产量达30万吨石料的采石场项目。

一批中国援建工程顺利完工或启动。在格林纳达，中国援建的低收入住房二期项目圣马克地块在2021年4月竣工；在多米尼克，中国援助的西部沿海公路热带风暴灾后修复项目在2020年7月完成移交；在安提瓜和巴布达，中国援建的圣约翰深水港项目在2022年12月完工，该国从此拥有了东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客货混装码头。与此同时，新一批中国援建项目业已启动。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支持的格林纳达圣乔治机场跑道及道路升级改造项目在2022年7月全面展开。2023年9月，中国和巴哈马两国政府代表签署巴国家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立项换文，标志着这一由中国政府提供援款并组织实施的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中国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苏里南等国开展的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带来了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在安提瓜和巴布达，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实施中国援助该国的农业技术合作项目。该项目为期3年（2018年4月至2021年4月），为推动保障该国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该国政府的高度认可。自复交以来，中国已在格林纳达连续实施7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2020年，中国向该国捐赠一批农机设备和17套农业大棚，并在11月开工兴建智能大棚。2021年3月，中国又向该国捐赠一批农业生产工具。中国援助多米尼克的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同样进入第7期（2018年5月至2021年5月）。该期项目着力进行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技术推广和新品种引进，帮助该国恢复遭受“玛利亚飓风”破坏的农业生产。2021年3月，中国援多米尼克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专家组和多米尼克农业部共同选择4家“重点示范农户”，向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和设施设备扶持，尝试以新的合作模式推动当地农业发展。2022年11月，中国援苏里南农业技术合作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开工仪式举行。该项目计划举办10期集中培训班，开展农作物引种、选育、繁育、栽培等试验以及农业技术培训与推广，培训总人数将达到300人。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和加勒比国家医疗和文教领域的传统合作机制继续保持运转。中国医疗队不仅为受援国民众提供常规的诊疗服务，还在抗疫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便面对疫情压力，新老医疗队仍然保持有序轮动。由中国江苏省委派的第16期援圭亚那医疗队在2020年10月顺利抵达圭亚那，完成任务交接；由广东省委派的援多米尼克医疗服务合作项目第5期第一批队员在2020年10月抵达多米尼克；由重庆市派出的第5批援巴巴多斯医疗队在2020年12月抵达巴巴多斯。疫情期间，中国在加勒比国家设立的孔子学院坚持通过多种方式开展中文培训和文化交流合作。

二中国-加勒比地区关系分析

2000年以来，中国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中加之间的高层交往频繁，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就任首年便出访加勒比地区，成为首位到访英语加勒比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任中国驻多米尼克大使卢坤在2019年3月撰文指出，“中国一贯尊重加勒比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该地区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积极打造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关系业已成为大国-小国关系的典范”。

中国和加勒比建交国业已建立一系列合作机制。在政治领域，双方建立外交部间磋商机制。2002年，中国与加勒比建交国的代表在联合国举行首次外交部间磋商。2019年，中国和9个加勒比建交国在北京举行第7次外交部间磋商。2021年，第8次外交部间磋商在多米尼克举行。在经贸合作领域，中国和加勒比国家共同成立“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并于2005年在牙买加、2007年在中国、2011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办了3次论坛大会，这对于促进中加经贸交流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和加勒比国家希望适时举办第4届论坛。

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合作具有宽领域的显著特点。在经贸领域，双方不断加强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在文教领域，中国在加勒比地区国家设立孔子学院向加勒比国家提供奖学金名额和各类人力资源培训机会；在旅游领域，中国已经把9个加勒比建交国列为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在司法领域，中加双方积极推动司法和执法机构合作，在2018年举行反腐败执法合作会议；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派医疗专家组前往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开展白内障手术“光明行”活动，向圭亚那、多米尼克、巴巴多斯、苏里南等国派出医疗队，帮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组建显微神经外科和内镜神经外科；在救灾合作领域，中国在第一时间向遭受飓风灾害的加勒比国家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在援助发展领域，中国为多个加勒比建交国提供援建工程项目，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等国开展经济社会效应显著的农业技术合作。

中国和加勒比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开展持续的合作。一大合作主题是共同推动全球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协作。中加双方都重视气候变化，支持落实《巴黎协定》。中国在近年来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帮助包括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大合作主题是共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和加勒比国家都强调尊重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张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期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发展对加勒比国家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2018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会议发表《“一带一路”特别声明》，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对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此后，苏里南成为首个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加勒比国家（见表2）。牙买加是最新一个与中国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的加勒比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加勒比国家（2019年11月）。中国与加勒比国家2019年10月举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会议，11个该地区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巴哈马、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圭亚那、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派代表参加。9个加勒比建交国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加勒比地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方，欢迎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合作建设的凤凰工业园项目在2023年完成园区建设，招商引资正在顺利推进中。

表2 2018～2022年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加勒比国家

资料来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23年12月，https：//www.yidaiyilu.gov.cn/a/icmp/2023/12/15/20231215179983118/2d3f3e438a964bedb32c0b57923a2435.pdf。

中国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受到以下三大因素的显著影响。

第一，对欧关系的变化使加勒比国家迫切需要使对外关系多元化，更多争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加勒比国家在独立之后一直习惯于“向北看”，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单方面市场开放和发展援助为它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脱欧”进程使12个英语加勒比国家与欧盟的关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它们在名义上与欧盟缔结贸易协定，实际上主要是向英国出口产品；一旦英国脱欧，它们难以指望欧盟把官方援助和投资规模保持在现有水平。未来，英语加勒比国家只能在没有英国协助的情况下与欧盟进行谈判，推动欧盟延续既有的贸易优惠与援助。近年来，欧盟在打击避税和洗钱时，曾把巴哈马、巴巴多斯、牙买加、圭亚那、多米尼克等加勒比国家列入制裁名单，使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一问题成为困扰欧盟与加勒比国家关系的一大挑战。

第二，美国因素是中国发展对加勒比国家关系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在加勒比国家看来，近年来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的关注度一直较低。目前，美加关系面临以下两大问题。其一，加勒比国家认为美国无视它们的根本生存利益。在加勒比国家看来，特朗普政府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一种迫使加勒比国家单方面承受气候变化代价的自私做法。2021年，加勒比国家欢迎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协定》的决定，但对美国的具体举措不抱乐观态度。其二，加勒比国家认为美国无视它们的发展利益。美国先是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拒不给予加勒比国家优惠待遇，双方已有宿怨。此后，美国借口打击洗钱活动，强令美国的银行解除与加勒比各家银行的代理关系。这一做法直接冲击加勒比国家的金融业，严重损害它们的贸易结算、侨汇收入和旅游业。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加强其对加勒比国家的外交影响力，意在迫使这些国家支持其遏制中国的策略。美国为此采取的行动包括：2020年1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牙买加公开指责中国“搞债务外交”“破坏法治”；同年9月，蓬佩奥在访问圭亚那和苏里南期间，公开呼吁两国“警惕”来自中国的投资；同年10月，美国驻牙买加大使唐纳德·塔皮亚（Donald Tapia）警告牙买加不得使用中国电讯技术。因此，加勒比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第三，台湾问题是中国和加勒比地区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对中国而言，加勒比地区包含多个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伯利兹、海地、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这些国家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成片分布的区域。中国曾在1987年与伯利兹建交，后因该国与台湾当局“建交”而在1989年中止与该国的外交关系。中国曾在1997年与圣卢西亚建交，后因该国与台湾当局“复交”而在2007年中止同该国的外交关系。中国和海地无外交关系。两国在1996年签署互设贸易发展办事处协议，继而在1997年和1998年相互设处。中国从未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曾在2018年前往伯利兹进行活动，在2019年前往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进行活动。对中国而言，在该地区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反制台湾当局“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行径的斗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总体而言，加勒比国家抱有推进对华关系的意愿。这些国家都是典型的小国或小岛国，面临类似的挑战：国土面积狭小，抗御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的能力差；人力和物力资源贫乏；社会发展水平低，经济依赖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外部市场的冲击严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欧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等）发生重大变化，欧美国家向加勒比国家提供的特殊待遇、发展援助日渐减少。在这一背景下，这些国家希望依靠中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带动自身发展，并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

加勒比建交国的对华政策和态度立场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加勒比建交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第二，加勒比建交国对中国与该地区的多边机构建立更紧密联系表示欢迎。中国在1998年加入该地区的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加勒比开发银行（CDB），缴纳相应资金股份和提供捐款。中国尚未与该地区最重要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加勒比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但已形成紧密的互动。2008年，加共体时任秘书长卡林顿（Edwin Carrington）访华；2017年，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殷恒民大使应邀出席加共体第38届政府首脑会议；2018年，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圭亚那期间到访加共体秘书处，与拉罗克（Irwin La Rocque）秘书长举行会晤。第三，加勒比建交国积极评价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重要作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高度赞扬中国经验为世界防疫树立典范。在2020年2月举行的加共体第31次届间政府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首脑对中国防控新冠疫情的努力表示支持，坚决反对任何污名化和歧视性言行。第四，加勒比建交国高度认可来自中国的发展合作。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在2018年指出，该国来自中国的贷款都是以优惠利率获得，外界没必要担心牙买加和中国的关系。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在2020年7月指出，中国对该国经济社会进步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小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在2020年9月驳斥中国“债务陷阱论”。他指出，“格林纳达几乎没有欠下任何中国债务”，而是在中国援助资金的帮助下修建住房和发展农业。

三中国-加勒比地区关系展望与建议

在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提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将进一步重视加强与加勒比国家的关系。对中国而言，加勒比国家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加勒比国家具有重要的地理枢纽价值。它们分布在加勒比海周围，地处南北美洲的交汇点，毗邻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全球海洋通道———巴拿马运河，是西半球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交流的中心。第二，加勒比国家力求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独立发挥作用。当地国家有着较为独立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认同，有着不同于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邻国的国情与特性。加勒比国家组成的加勒比共同体持续推动本地区国家实现共同外交，努力作为一个表决集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加勒比国家是全球治理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尤为关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重大议题。简而言之，加勒比国家是中国推动南南合作、参与西半球事务和落实全球治理议题的重要合作对象。

中国需要将重点放在通过整体合作来加强与加勒比国家的关系上。大多数加勒比国家是人口不超过500万的小国或小岛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面临相近的现实挑战，具有共同的发展诉求。此外，即便所有加勒比国家相加起来，它们的领土面积、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仍然不足以与中国相提并论。整体合作有助于解决中国和加勒比国家之间在经济规模方面的不对称性，有助于中国全面地呼应加勒比国家的共性需求，从而使双方能够有效地做出长远规划、共同推动重大合作目标的实现。

中加全面合作是中拉整体合作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在2014年宣告成立，中拉整体合作正式建立起来。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内部，各国国情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墨西哥的人口高达1.3亿，圣基茨和尼维斯的人口仅有不到5万；墨西哥的国土面积达到196.44万平方千米，圣基茨和尼维斯仅为272平方千米；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8万亿美元（2023年），圣基茨和尼维斯仅有为10.7亿美元（2023年）。地区小国长期面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脆弱性，更多地考虑如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地区大国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经济的增长和扩大。国情差异势必导致该地区国家对华合作诉求形成巨大的差异。对加勒比国家而言，对华合作不仅应该带来增量的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与产能合作，还要帮助它们提升抗御自然灾害、保障国家生存的能力。《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16）》专门指出，中国将根据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在整体合作中予以必要的照顾。《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强调：在落实本合作规划过程中，将适当考虑拉共体成员国中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和需求。换言之，在中拉整体合作的框架下，中国应当制定针对加勒比地区的次区域合作战略，提升加勒比国家在中拉整体合作进程中的可参与性。

中国在推动与加勒比国家整体与双边合作的进程中，可以重点关注以下议题。

第一，强化公共医疗卫生合作。新冠疫情凸显中国和加勒比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现阶段，中国坚定秉持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一方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双边途径向加勒比国家提供疫苗。同时，中国将持续向加勒比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和技术援助，为各国在华采购医疗物资提供便利。未来，中国应当帮助加勒比国家提升医疗卫生基础能力，相关内容包括：推动实施医疗卫生基础设施项目，援建医院或改造当地医院；向该地区国家提供医用设备器械、药品及医用耗材；通过医疗机构对口合作，帮助该地区国家提升医疗诊治水平、填补医疗技术空白，合作防治热带流行疾病。中国还应继续帮助加勒比国家增强医疗卫生服务力量，可继续向加勒比国家派遣医疗队、眼科专家和为“和平方舟”号医疗船提供义诊服务，并为地区各国提供专家培训，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第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中国和加勒比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气候变化的危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中国是国际多边气候治理进程的坚定参与者，严格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所设立的目标和原则，承诺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这一重大原则立场成为中加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

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业已体现在中国的对加勒比政策中。2015年制定的《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提出，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包括向有关国家推广低碳、物美价廉、节能、可再生技术”。2016年发布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指出，中国“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关切，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

在具体合作领域，中国可以把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合作列为优先选择，帮助加勒比国家增强减灾和灾后恢复能力。首先，加勒比国家因其地理特性，对海平面上升、飓风破坏力加剧等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极为敏感；因国力有限，这些国家的灾后重建往往依赖外部的援助。其次，中国可以积极帮助加勒比国家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在这一领域，多米尼克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该国在2020年6月发布《多米尼克气候适应性和复苏规划2020～2030》，提出将其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该国将为此建立气候适应性体系、谨慎的灾害风险管理体系、有效的灾害响应和恢复体系。中国可以依靠自身的资金、技术优势和相关经验，积极帮助多米尼克构建三大体系，由此形成的经验能够成为其他加勒比国家进行相关建设的良好借鉴。

第三，倡导和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和追求合作共赢，向加勒比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发展援助。

近年来，由于飓风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烈度都在加剧，加勒比国家面临着极为频繁的自然灾害侵袭和沉重的灾后重建压力。2017年，飓风“伊尔玛”、“何塞”和“玛利亚”在2周时间内相继侵袭该地区。其中，飓风“伊尔玛”是50年来最强烈的大西洋飓风。这些飓风使海地、多米尼克、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蒙受沉重损失。由于国力有限和国际援助不足，受灾国家的重建工作进展迟缓。多米尼克等国实际上在尚未完成灾后重建的情况下，就又进入了2018年飓风季。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应当谋求在提供紧急抗灾援助和灾后重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飓风“厄玛”重创巴布达后，中国迅速提供750万元人民币抗灾物资、5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200万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框架内专项支持；在多米尼克遭受飓风“玛利亚”毁灭性打击后，中国援助该国实施屋顶修复项目，并推动西部公路、医院改扩建、政府安置房等项目尽早复工；在飓风“多里安”袭击巴哈马后，中国迅速向该国提供紧急救灾物资和援助款。实际情况表明，中国的援助举措在这些国家的抗灾和灾后重建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值得继续坚持和发展。

未来，中国能够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进一步加强与加勒比国家在后疫情时代发展需求对接，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加在各领域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有助于加勒比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目前，绝大多数加勒比建交国已经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和加勒比国家有望找到一系列符合共同关切的合作选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不但可以帮助加勒比国家修建港口、道路和房屋，还可以考虑帮助它们建立抗气候变化的高标准基础设施。多米尼克在2017年遭受飓风“玛利亚”的沉重打击。此后，中国在该国实施的双边基建合作项目（如中多友好医院和农业科技综合楼）均采用抗强烈飓风的屋顶、门窗和供水供电系统，以实际行动响应该国在2020年6月发布的《多米尼克气候适应性和复苏规划（2020～2030年）》。在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中国可以积极协助加勒比国家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型能源。近年来，巴巴多斯大力开发漂浮式海上风电，格林纳达在卡里亚库岛（Carriacou）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多米尼克计划建设该国第一座地热发电厂。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有助于加勒比国家实现对传统能源的替代、降低电价和减少能源支出。中国在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领域具有丰富的开发经验和先进的技术，能够与加勒比国家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在新能源汽车应用领域，中国可以依靠自己拥有的先进电动汽车技术帮助加勒比国家实现技术更新与升级。2020年8月，比亚迪公司向巴巴多斯交付33辆电动公交车，从而打造形成加勒比地区最大规模的电动公交车队。未来，中国可以在新能源汽车的引进、使用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方面向加勒比国家提供更多帮助，协助它们获取资金、技术和信息。除了上述合作领域外，中国还可以积极探索与加勒比国家在农业、电信、数字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加强合作，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