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国际合作的核心理念凝聚为一个“共”字，即“共商”“共建”，最终实现“共享”“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拉丁美洲地区，我国政府不仅将其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更作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和共建方。已有十余个拉美国家与我国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充分体现了拉美各国致力于同我国开启“共商、共建”进程的意愿。

鉴于此，如何将合作成果进一步下沉并夯实至“共享、共赢”层次是未来中拉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这不仅要求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规划的全局性把握，更需要对制约拉美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桎梏予以充分考量，以期在此基础上，规避影响现实发展的扰动因素，进而为谋求更为契合双方共同利益诉求的最优化合作方案提供有效路径。

拉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困局 

近30余年间，拉美地区遭受的最紧迫的结构性问题体现在“去工业化” 趋势及其衍生的一系列长期增长困境上。这一问题的核心特质在于对制造业部门的“挤出”，这种效应在资源丰裕型经济体中最为典型。我们知道，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具自然资源禀赋的地区之一，富足的能源矿产曾是域内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支撑。但在近一个世纪中，这些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落入了“增长陷阱”。对于造成“去工业化”的根源，在普遍理论意义上，可以从资源繁荣周期所带来的汇率效应引起的本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及受逐利性影响生产要素过多地流向资源部门等层面予以解释。然而，对于拉美地区而言，除了上述阐释以外，造成这一生产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带有深刻的地区历史与社会烙印。

拉美国家民族主义、民众主义（亦称“民粹主义”）思潮盛行，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领袖式人物依靠拥有国内广大中下层群众基础的工会农会支持，得以上台执政。然而，为了在有限的执政周期内谋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执政者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倾斜于其最重要的“票仓”——选民支持者身上，而经济增长与发展议题的重要性被相对淡化，忽视了那些初始阶段生产率较低，但在长期能够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制造业部门。具体而言，这种以“去工业化”为特征的结构性发展问题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对滞后。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国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变量。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绝对水平而言，拉美主要国家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从相对值来看，以美国为基准，近30多年来，拉美国家非但未能降低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反而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这一缺口，尤其是对于自然资源经济呈现高度依赖性的国家而言。可以认为，随着制造业部门的收缩，拉美各国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逐渐滞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

生产力相对水平的停滞决定了该地区技能密集型生产活动的缺失。我们知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生产结构难以从初级产品生产向更高层次的知识技能密集型过渡，拉美便是典型案例，地区各国尚未建立起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商品的生产能力。

经贸结构单一性与脆弱性共存。世界银行曾指出，多数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对外在因素的长期严重依赖导致内生驱动力不足，进而无法实现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拉美地区全面展开。自此，各国生产贸易结构加剧了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品部门的依赖，进而对能够产生内生动力的制造业部门形成“挤出”。为了更系统地分析，这里引入出口复杂度概念，用以考察拉美地区出口商品中所含的技术与资本禀赋，出口复杂度程度越高说明一国专业化和多元化水平越高。根据哈佛大学相关研究数据，该地区大部分国家属于大宗商品出口国，生产活动过度向初级产品方向倾斜，经贸结构单一化，呈现脆弱性，受外部波动影响严重。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拉美各国贸易产品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也无法融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

系统性基础设施相对缺失。传统产业的改造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都与其配套基础设施效率与完善性密不可分。可以认为，这一要素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尤其对于扩大生产、降低物流与交易成本具有直接的正向溢出。但在拉美地区，从政策层面看，与该领域相关的项目和投资规划具有不可预测性，这是基于受不同时期各国国有化与私有化倾向呈现钟摆效应的影响，政策普遍缺乏连贯性与稳定性，因此在公共和私人融资问题上长期面临瓶颈；从物质层面来看，该地区基础设施系统性构建不足，缺乏整体规划，发展相对滞后，且基建配套服务运行效率较低。此外，近20余年来，受到地区贸易开放度提升、城市化进程过度膨胀以及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基础设施需求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供给，这表明该地区基础设施供需缺口日趋扩大。

基于拉美结构性发展的 

中拉共享共赢合作 

对拉美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考察旨在为“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更加具有针对性地与拉美各国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依据。这是因为在充分了解拉美国家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与迫切诉求后，我国能够更加准确地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关切点与最优化的合作方案，从而有助于更符合中拉未来发展预期的政策规划出台。资源矿产与基础设施领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拉合作的重中之重，而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这两个层面也是拉美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症结所在。基于此，中方资本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而切中要害地实现与拉美产业的有效对接，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资源能源领域——深化合作层次。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资源矿产合作步入快车道，向贸易和投资领域纵深发展。在贸易领域，基于双方的比较优势所在，逐步形成了我国出口制成品、拉美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基本经贸架构。然而，尽管10余年间，在这种模式作用下中拉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在共享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潜藏在繁荣周期下的扰动因素。自2013年以来，双边贸易已经达到峰值，大宗商品退出“超级周期”，中拉经贸发展经历了数年的高速增长，开始放缓。在这一背景下，中拉资源能源方面的经贸关系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如上文所述，拉美国家长期深陷“资源诅咒”困境，经贸结构脆弱，对外部冲击抵御能力薄弱，且制造业部门国际竞争力不足，因此，拉美政经学各界存在一些声音，诟病中拉之间以初级产品为主体的贸易结构已然并将持续加剧拉美地区的“去工业化”趋势。

基于此，我们在思考未来中拉合作发展方向时，政策取向更应侧重于优化双方发展结构，尤其是致力于推动拉美出口产品多元化，或提高其出口产品附加值，从而对该地区产业价值链的深化形成正向拉力。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可以从投资领域切入，探求双方形成更为均衡的产业结构发展的可能性。我们知道，近10余年间，我国对拉能矿投资呈现爆发性增长，这开启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崭新阶段。而目前来看，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对拉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游的开采领域，如果我国在考虑未来对拉投资战略方向上更多地向提高能源资源合作层次倾斜，举例来讲，我国若利用在油气矿产领域的产能优势将产业合作逐渐从上游开采向下游精炼制造阶段延伸，并辅以物流、基础设施及其他服务体系的完善，那么将极大地助推拉美产业价值链的有效整合与升级，进而真正落实合作利益的共享、双赢。

基础设施领域——寻求发展战略的新增长点。基础设施领域一直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拉产能合作与产业对接的重要着眼点。当前，我国正处于调结构、稳增长的“新常态”下，宏观调控致力于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中国资本“走出去”，发挥优势产能。近年来，外贸对我国经济的驱动作用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基础设施“走出去”为重要“抓手”，实现资本与产能的联动优势，那么无疑将为我国探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有效路径。

近5年来，拉美一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跌周期，这一波动加剧了拉美各国的经贸结构失衡问题，从而导致地区生产结构性问题的负面溢出逐渐显露。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各国纷纷诉诸深化改革，促进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如上文所述，鉴于拉美地区系统性基础设施构建存在巨大缺口，而这一要素的改善又对整个地区经济运行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再加上地区各国长期面临融资瓶颈，因此基础设施资本的“引进来”成为拉美各国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鉴于此，这一现状无疑为亟待改善落后面貌的拉美与富于建设能力和投资意愿的中国提供了潜在的供求契合点，亦为中拉基础设施合作真正践行共享、共赢式发展理念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前提。具体而言，一方面，为中国在“走出去”中输出技术经验、化解富余产能提供新的选择；另一方面，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为路径，将为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的拉美国家提升经济效能带来显著的正向溢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