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1日，由美国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问题研究院（Boston University’s Frederick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副教授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率领的美洲发展与环境工作组一行4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与来自拉美所经济研究室、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和武汉大学的学者就“中国在拉丁美洲：可供南南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场专题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拉美所所长助理、经济研究室主任柴瑜研究员主持。她首先对来访的四位学者表示了欢迎。近几年，加拉格尔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致力于金融稳定、人类发展、自然环境治理等众多方面的研究，与美洲其他智库展开了多方位的合作，研究成果在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柴瑜希望未来双方可以就一些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合作。

“中国在拉丁美洲：可供南南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以美洲发展与环境工作组的名义发表，是多所大学、多位研究员、多个机构间国际合作的成果。工作组包括阿根廷变革研究中心（CENIT）、秘鲁太平洋大学研究中心（CIUP）、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倡议中心（GEGI）以及塔夫茨大学全球发展与环境研究所（GDAE）。本报告通过对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案例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单独推动了拉丁美洲的环境和社会变化以及中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在社会和环境方面与拉美国家自身投资者和国际同行之间的区别。

报告总揽

这份报告的独特之处在于进行了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8个拉美国家在内的案例研究，涉及到石油、大豆、制造业和采矿业等多个经济部门，通过实地调研，得出结论。虽然不应该将拉丁美洲的大多数环境和社会问题归罪于中国，但随着中国“走出去”，降低其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至关重要，唯此才能维护与东道国的良好关系，并减少海外投资的种种潜在风险。

凯文•加拉格尔教授首先对这份报告进行了一个完整的概括。基于具体国家案例的研究和总体分析，该报告认为，中国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是本世纪初以来造成本地区环境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也是社会冲突显著的发端之一。第一，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初级产品的巨额需求给其经济发展带来重要的机遇和便利，但同时造成了很高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第二，拉丁美洲在2003年以来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周期中以自然环境退化和社会冲突为代价。第三，在拉丁美洲的中国企业展现出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甚至避免一些环境破坏和社会冲突的能力。第四，由于拉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试图减轻初级产品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高成本，中国企业面临着环境管制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五，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企业应该提高其海外投资的标准，从而减轻其在海外投资的社会和规制成本。

接着，他从贸易、投资、融资、就业和环境等方面分别介绍了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且仅次于美国。但是这一增长在不同行业的分布十分不均，采矿业和农产品部门贸易的增长明显高于制成品部门。2009年-2013年，拉美地区总出口结构中，农业和采掘业分别占20%和33%，而同时期对中国出口的农业和采掘业比例占其总对华出口的31%和57%。因此，中国成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农产品和采掘业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的需求不仅带动了拉美地区采掘业和农业的繁荣，也推高了同时期主要大宗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美洲区域内的进出口比价指数。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部门。据统计，2009年-2013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流入拉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有69%流入了油气行业，而同时期流入该地区的所有并购投资中，只有15%流入该行业。加拉格尔还提到，拉美国家自己的金融机构重视微观项目，特别是教育和社会等领域。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则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2003年-2014年，拉美地区国家从中国获得1190亿美元的项目融资，其中能源部门占了17.5%，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占了24.2%。

在创造就业方面，相对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拉美对华出口所支撑的就业岗位较少。因为拉美对华出口主要集中在采掘业部门，该项经济活动的特点决定了每10万美元出口额所能支撑的就业岗位相对较少。2002年-2012年拉美总出口每100万美元带动的就业岗位从59个降至56个，而对华出口解决就业的数量则下降了三分之一，从67个下降到44个。此外，拉美对华出口在环境方面的影响也较大。加拉格尔认为，拉美对中国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更高，耗水量更大，项目点往往处于生物多样性富集区以及原住民领地，因此相对与拉美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环境敏感度更高。以温室气体强度和用水强度两个指标衡量，拉美对华出口分别为1.9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美元和3.3立方米水/美元，均高于其单位美元总出口的标准（1.7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美元和1.6立方米水/美元）。因此，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出口，拉美地区对华出口每单位美元产出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用水量更高，也远远超过本地区总体经济活动对应的水平。

最后，他对比了国际多边借贷机构和中国的银行以及其他监管机构在拉美提供贷款时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总体而言，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明显弱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加拉格尔教授用一张图表结束了他的演讲，这张图显示了中国当前在拉美地区的各种投资项目以及计划当中的项目，涵盖铁路、大坝、矿山、商业航道等。这些项目有很多位于高生物多样性地区和原住民聚集区，生态压力非常大。他同时提到了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铁路，将为拉美经济的增长起到非常大的拉动作用，但同样面临不小的挑战。

中国企业在拉美矿业部门投资的挑战：秘鲁案例

来自秘鲁太平洋大学的辛西娅•桑伯恩（Cynthia Sanborn）教授就中国企业在秘鲁矿业部门遇到的挑战进行了发言。她强调，秘鲁的矿业部门是该国经济的支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4%，总出口的58%。此外，秘鲁21%的私人投资流入了矿业部门，每年可以获得24%的税收。秘鲁16%的土地是矿区，因此成为该国主要的社会冲突来源。谈到中国，她说，中国是秘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矿业投资来源国，目前中国在秘鲁有9个重大项目和2处开采中的矿权。

接着，她从几个方面谈了秘鲁在采矿业部门的改革和中国企业的案例。秘鲁是拉美国家中政府改革的先锋。在采矿业方面，秘鲁要求企业具有极高的透明度，这一点甚至超过了美国。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在2014年有3家在秘鲁经营的中国公司被处以罚款。在自发社会投资方面，中国的企业在秘鲁做得很好，尤其在安置居民和提供就业方面甚至超过了在秘鲁的其他国家投资者。在劳动力方面，大多数中国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并不多。由于当地工会力量强大，中国企业往往很难适应，容易造成冲突。从2001年开始，中国企业开始更多的雇佣当地员工，相关的监督审查标准也相应提高。秘鲁的环境要求较高，中国企业更多的采取了顺应和服从的态度。至今为止，有4家中国企业收到了警告或处罚，但仍然少于非中国企业。辛西娅•桑伯恩列举了首钢和中铝两家企业的案例。这两家企业在秘鲁均受到了来自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中国的企业家协会积极与当地的政府和环保部门进行了沟通，顺利解决了问题。首钢是中国在南美洲第一个进行矿业投资的企业，因此遇到的问题也就越多，主要包括雇佣中国员工、强硬的工会以及每年的罢工事件。首钢1995年在秘鲁的出资承诺为1.5亿美元，但拒绝缴纳罚款。在其经营过程中，往往是承诺大于实际，没人知道首钢到底做了什么投资，很多承诺成了空头支票。相比较而言，中铝在秘鲁就显得更成功一些。中铝通过在2007年从加拿大公司买来股份，获得了32年期的铜矿开采权，可以满足中国18%的铜进口。中铝在经营过程中注意雇佣当地工人，并且主动进行社区移民安置，妥善解决了矿区原住民的问题。

石油、生物多样性和区域发展：阿根廷、哥伦比亚及厄瓜多尔案例

来自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倡议中心的研究员丽贝卡•雷（Rebecca Ray）的发言以中石化在拉美三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为案例，从环境保护、地方政府规则和劳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中石化在这三个国家均有业务，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哥伦比亚主要是环境和劳工方面的挑战，在阿根廷则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而在厄瓜多尔，中石化做的最好，受到的质疑声最小。通过对比这三个案例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具备执行高标准的能力，并且可以和当地政府以及居民合作，将风险最小化。

中石化于2010年将业务拓展到哥伦比亚，并做出了土地和饮用水水源保护等承诺，但直到2014年也没能完成当时的承诺，因此遭到当地有关部门的起诉。此外，中石化哥伦比亚公司还存在着劳工腐败。中石化2012年进入阿根廷，其采油区域在距离中央政府很远的地方，当初也承诺将采取措施保护水源以及建设引水渠，但同样没有全部实现。中石化在阿根廷还遇到了比较强硬的地方政府，当地居民可以直接参与磋商和沟通，因此中石化要同时面对来自政府和居民社区的质疑。在厄瓜多尔，虽然该国在环保方面和劳工方面的标准很高，但中石化做得非常好，受到当地的抗议也最少，甚至比其他国家的公司还要好。

通过对比三个国家的案例，丽贝卡•雷做出了如下总结：首先，拉美国家的政府应该建立更加明确的环保和劳工标准，并对中国的企业以及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进行相关培训；其次，中国政府应该尽量降低风险，通过提升海外标准，重视培训，加强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的适应能力，与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获得双赢。她最后还提到，在不同的国家，中国企业采取的策略应该所有区别。例如，在秘鲁企业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无论与政府还是行业协会，均可以达到共识。而在哥伦比亚，通过协商却无法达到统一和谅解。

国开行和其他国家的发展银行在环境领域内保护措施的异同

最后一位发言人袁菲，从绿色开发性金融角度对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多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美洲开展业务时的安全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根据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lub）2014年的方法，绿色融资涉及到清洁能源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其他环境问题。根据这一标准，她比较了中外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贷款时的安全标准以及具体操作中与环境有关的操作要求。

根据研究方法和比较标准，她们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相较于拉丁美洲的经济总量，开发性金融的比例还相对较小；其次，中国的银行在拉美的融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部门；第三，绿色金融在开发性金融当中的比例占到第二位，主要由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提供，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提供了一些绿色金融服务，但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做的稍显不足；第四，不同开发银行在拉丁美洲业务采取的环保标准并不一致，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相对欠缺。

四位学者发言结束之后，在座的中外学者就一些问题与发言嘉宾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与会者认为自2000年以来，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了飞速的进展，我国也非常重视与拉美国家的进一步合作，通过构建中拉“1+3+6”合作新框架，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因此，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宗旨。目前，中国在拉美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原因。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已经于国际接轨，在一些方面甚至要比西方国家做的还要好。拉美国家的政府应该将其发展目标更加明确，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做出明确的平衡，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企业才能够照章办事，避免造成冲突。对于这一问题，加拉格尔和辛西娅•桑伯恩均表示了赞同。辛西娅•桑伯恩还补充到，当前的问题需要中拉之间的沟通，但政府间的沟通还不够，还需要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机构，企业与社会机构等多个层面的谈判和沟通。由于拉美国家数量众多，中国在拉美地区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需要注意差异性，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政府以及不同地区社团采取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还有与会者认为，后发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经济总要发展，环境必然会受到影响。但是目前拉美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过高，尤其在一些生活条件较差的原住民聚集区，人民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过高的环境保护标准并不利于外国投资者的进入。本国的投资又十分有限，因此结果是这些地区难以在短时间内摆脱贫困。加拉格尔教授对此补充到，之前大家都认为中国的企业不注重环保，然而经过研究发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中国金融机构在贷款时有明确的环保标准，一些中国企业也十分注重融入当地社区，为当地的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丽贝卡•雷也表示，增长和环境之间存在平衡，但是增长也不会保证每个人都受益。因此，企业在开展海外投资活动时，应该努力做到双赢。

拉美所经济室副主任岳云霞研究员指出，加拉格尔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为中拉经济合作的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案例研究方面，非常微观的方法是中国学者所欠缺的，并提出今后双方可以在案例研究方面进行深入合作。通过类似的案例研究可以为中国企业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进入拉美提供更加切合实际的、可行的政策建议，帮助中拉经贸合作实现成功转型。对于发言人所讲到的中国企业在拉环境保护方面相对薄弱的现象，岳云霞认为必须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作为全球经济的后发国家，中国2001年才加入WTO，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和赶超时期。因此，相对于曾经处于同时期进行海外投资的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在这一阶段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中国目前进行的海外投资，方法和经验都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当时进行投资也会产生环境成本，所以这不是只有中国企业才存在的问题。中国自身在国内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法律规定等都十分薄弱，但是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这一环节，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进步。她还指出，正如加拉格尔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的一样，通过拉美8个国家的案例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在一些方面的表现要强于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在秘鲁，中国企业通过积极沟通和践行社会责任，成功解决了矿区的原住民问题，并且将对水资源以及土地的危害降到最低。

在激烈的讨论之后，柴瑜研究员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她指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与其他国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组织结构方面均存在不同，我们应该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而不是仅仅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思考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同时，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开始做”要优先于“如何做”。目前，加拉格尔教授率领的全球经济倡议中心这一团队通过案例研究为未来双方在学术方面的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希望中外学者可以在这一领域扩展研究，从而从学术的角度对中拉整体合作及其转型升级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