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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综述

作者:刘天来  时间:2019-10-29  

2019年10月18日至20日,第八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暨中国拉美学会学术大会“地区与全球大变局下的中拉关系展望”在福建省福州市融侨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智利安德烈·贝略大学、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联合主办,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承办。来自中国、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国约140名学者、政府官员及外交官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论坛由开幕式、主题报告、分论坛、交流大会和闭幕式组成。其中,分论坛分别围绕“全球与地区变局下的中拉合作前景”、“拉美经济及社会特性与中拉发展合作”、“拉美政治发展与对外关系调整”三个主题进行,交流大会分为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和中国知网联合发布《中国拉美研究发展报告》、各分论坛代表交流汇报两部分。

论坛的开幕式和主题报告由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董经胜教授主持。中国拉美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王晓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美局局长王玉林,外交部拉美司大使赵宏声,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叶燊,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王荣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吕薇洲,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马尔克斯·科尔德罗,中国拉美学会顾问、前中国驻巴西大使陈笃庆先后致辞。

王晓德指出,中拉学术高层论坛在促进中国与拉美国家学术交往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促进了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认知。中拉关系近些年来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全面延伸至拉美,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在不断攀升,人文交流也在日益广泛和深入,中拉之间有着广泛深入发展的良好前景,但影响中拉关系正常发展的问题也不少,尤其受到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的影响。因此从重要地区的全球大变革的视角探讨中拉关系,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王玉林从政党合作、政党施政的角度阐述了中拉关系。他分析了中拉关系的现状,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方针、政策等情况,介绍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各国各政党的交流和联系,强调中国共产党重视与各国智库、民间团体等的交往。他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间节点与拉美交流的重要事件,总结了中拉之间的交往历程。他指出,目前中国与拉美各国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和合作迅速发展,中国与拉美各国面临的挑战相似,经济高度互补,有长远发展的巨大潜力。但是,中拉之间也面临着互信不足、外部挑战加剧等问题,需要双方积极认真对待。

赵宏声表示,中拉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在各自发展议程上比较优势和合作潜力巨大,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推动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共同发展。要进一步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共五通”理念引领中拉合作。以相互尊重,平等互信提升战略水平;以互利惠民、合作共赢拉进利益纽带;以互学互鉴,共谋进步带动创新发展;以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促进中拉合作。“大变局”,“新时代”给中拉关系提出了不少新课题,新任务,这就需要更深入细致的拉美和中拉关系研究,需要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促进中拉关系的行动力。希望与会学者能为大变局下的中拉关系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方案,为促进新时代中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不断汇聚正能量。

叶燊指出,福建师范大学的世界史特别是美洲史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建成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美洲史研究院等高水平研究机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成为中国国内美洲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拉关系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中拉关系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时期,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巩固发展,成为南南合作共赢的典范。

王荣军表示,应高度重视在已经变化且在继续发生变化的国际格局下中国与拉美关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大变局”这个词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拉美学者,都感受到也会关注地区和全球局势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他认为,对理解大变局对中拉关系的影响而言,至少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主要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大国竞争的回归。二是科技进步尤其是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快速深入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不确定性。三是国际多边体系进入重构过程。在变局下如何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共享的发展,如何使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符合各国实际国情的标准来实现真正的良治和善治,对中国和拉美来说,这些问题都意义重大。

吕薇洲指出,中国和拉美相似的发展阶段、相同的发展任务、相近的发展理念使得其关系越来越紧密。政治上深化互信、经贸上扩大合作、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中拉高层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中拉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为中拉互利合作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智力支持,为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如何在大变局下、在踌躇不前的新机遇新挑战下,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给中拉合作带来的新契机,携手共建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中拉关系,共同促进中拉合作是中拉发展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

马尔克斯·科尔德罗指出,中国与巴西的关系在近些年得到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也增加了两国互信和合作,为中拉经贸、互通协作打开了未来之门。但当今世界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如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破坏了多边主义的基础,对两国发展造成了影响。正因为此,中国务实合作的理念对中巴关系、中拉关系,都有着重大意义,也会为两国发展带来新的方向,有助于中拉开展平等、互利合作。

陈笃庆认为,在大变局的形势下,拉美研究也同样处于一个大变局、大分化、大改写的时代。诸位学者应寻找切合自身研究发展的道路。现在中拉关系面临新机遇,但美国的单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对中拉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竞争。如何把握,怎么掌控是中拉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但中拉双边友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的学者也有责任把中拉友好交往情况如实的向国内各界介绍,增强我们对中拉合作的信心。另外,中拉关系研究应采取多样化形式,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以促进中拉研究更加深入、不断为两国发展增添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拉美学会前会长苏振兴研究员作主题报告。他先对“大变局”的涵义阐述自己的看法,并简要梳理了中拉关系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拉丁美洲各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只能开展民间外交。70年代以后中拉关系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中拉合作逐渐扩大和深入。苏振兴指出,新兴经济国家与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发展中国家的分量上升,中国与南美洲国家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是不断发展的动力。我们研究中拉关系,应该是在新的形势、新的思维下研究,不能停留在过去驻足不前,不能使用已经落后乃至淘汰了的方法。

智利安德烈斯·贝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前智利驻华大使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感指出,无论智利历任总统都非常重视和中国的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向智利施加压力,比如施压智利政府拒绝与中国通讯公司华为进行合作,但是智利总统还是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更是到了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他强调,智利有权利独立自由自主地选择合作伙伴。智利身处美洲,无可避免会受到美国的影响。但是智利与中国展开的合作,改变了传统上只受美国影响的现实。马塔认为,因为中国,智利进入了外交的二元结构,而不是之前仅有美国的一元结构。马塔出,中国和拉美各国都要寻求独立自主和互利合作。不仅要看到双边贸易等的数据,还要看到发展潜力以及面临挑战。

中国拉美学会顾问、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阐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影响。他指出,研究中拉关系有不同的视角。江时学教授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领导人对时代的发展趋势做出的一种判断,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拉关系的影响,实际上就是研究外部条件的重大变化对中拉关系的影响。江时学教授阐述到,全球化在近几年并未发生逆转,仅仅是在其进程中遭遇许多阻力。当今社会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他国提供了“快车”、“便车”,从而使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化、技术进步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等外部条件,为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中国为拉美经济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拉美搭上了中国经济的“快车”、“便车”,当然拉美也为中国经济奇迹作出了贡献。江时学教授指出,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压舱石、定海神针,因此,中拉双方应该继续大力推动经贸关系。江时学认为,美国是中拉关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美国竭尽所能地挑拨拉美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虽然“美国因素”尚未对中拉关系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拉双方都是多种多样的全球问题的受害者,因此,在全球治理中有必要加强合作,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最后,江时学教授就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提升中拉关系、如何推动中拉整体合作、如何开展三方合作三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阐述。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副教授、孔子学院院长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指出,中国和巴西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日益频繁。2004年建立了中巴高层协调和合作委员会,并陆续建立了许多其他沟通平台和交流渠道。巴西对于中国的许多重要倡议都持积极的态度,同时也非常积极地参与。最近几年中国对巴西的出口和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都非常迅速。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矿物产品,从中国进口是高科技附加值的产品,比如智能手机等。巴西新总统博索纳罗希望加强本国的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重视来自中国的投资。最近几年中国对巴西的投资有所增加。保利诺副教授同时指出,中巴交流之间尚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语言问题。此外,美国因素也制约着中巴关系的发展,巴西被美国认为是与中国角力的重要战场和力量,美国对中国在巴西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表示担忧和防范。保利诺副教授认为,农业领域是中国和巴西之间合作前景非常广大的领域。保利诺指出,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下去,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将会持续放缓。

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吴洪英研究员以“古巴修宪的原因、内容及其影响”为题作了主旨发言,论述了古巴修宪的主要特点、修宪的主要动因、修宪的主要内容、修宪的重要影响。吴洪英研究员认为,古巴修宪是以劳尔为首的古巴共产党人站在历史高位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古巴修宪是古巴人民在新形势下探索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新尝试;古巴修宪是古巴政府推进“经济社会模式更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举措。《2019年古巴共和国宪法》是21世纪古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指南,为未来古巴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提供了最新的法律支撑。此次修宪可谓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标志着古巴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因此,将对古巴未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外交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振研究员就“破解中拉合作的制度性约束”作了主题发言。袁东振研究员指出,就中拉合作而言,中拉合作已经站在站在新起点上,并且具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意义。但是,中拉合作面临的制度性约束显性化,因此,中拉合作需要破解制度性的约束。袁东振研究员指出,中拉合作已经远远超越双边合作的范畴,可以强劲地推动南南合作,有不同利于构建一个多元的世界。袁东振研究员进而指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拉合作面临一系列过去未曾有过的新难题,因此面临急需破解的一系列新挑战。袁东振研究员认为,应破解制度认同差异造成的消极后果。破解与制度认同相关的价值观认同差异的消极后果,破解制度差异衍生出来的其他制约因素,破解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社会制度差异产生的现实或潜在制约。他指出,为进一步提升中拉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必须破解中拉制度差异的制约,实现中拉合作的大而强,密而亲,到而达,广而深。

中国拉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巨轸指出,全面推进中拉人文交流合作是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和促进的,这也是中央既定的政策。李巨轸副院长非常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袁东振副所长对中拉关系多而不精、广而不深、大而不强、密而不亲16字总结。李巨轸副院长进而认为,中拉合作中,第一,对等度不够。中国更加热情,而拉美国家热度不够,中拉之间的南南合作应该更加被凸显;第二,厚重度不够。经贸、政治交往等方面比较热,但是人文领域的交流比较冷;第三,聚焦度不够;第四,混轴度不够。李巨轸副院长指出,总体而言,中拉人文合作应该是立体的,建议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强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人才的培养,加强孔子学院的建设。

会议在2019年10月19日下午划分为三个分论坛展开,第一分论坛以“全球与地区变局下的中拉合作前景”为主题。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马尔克斯·科尔德罗首先以“门罗主义2.0版和美中拉三角关系”为题发言。科尔德罗教授明确,早在2013年就有学者指出门罗主义已经灭亡,但实际上是依然存在的。奥巴马政府也强调不再坚持门罗主义,并一定程度上淡化在拉美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科尔德罗教授认为,从历史上看,所谓的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或者美国人的美洲,美国人特别不愿意域外国家干涉美洲的事务。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政策和门罗主义非常契合,比如,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明言不需要中国干预美洲的事务,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就曾指出,中国不要干涉拉美,拉美也不需要中国,美国甚至在国会里面设置专门机构专门关注中拉关系。科尔德罗教授表示,其个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美两国对抗的开始点之一。马尔克斯·科尔德罗教授举例到,美国的财政部部长曾致信拉美各国财政部长,对中国介入拉美地区所带来的债务陷阱表示担忧。此外,美国因为想与中国进行竞争,因此其也提出一些新的援助计划。美国从战略的角度,把中国看成重要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包括经济、国防、军事等许多方面。科尔德罗教授还指出,技术竞争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美国向拉美国家频频施压,促使其停止使用中国华为公司为拉美地区建设5G网络。而这恰恰是中国非常敏感和反对的,中国驻拉美的大使们都一致谴责美国的做法。科尔德罗教授认为,现在美国的是2.0的门罗主义版本,有新的内容,但也还包含原来的内容。不过科尔德罗教授坦言,这实际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衰弱,对拉美国家而言反而是一件好事。科尔德罗教授认为,拉美国家不要在中美争斗中选边站,而应是居中而立,寻找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位置。

外交学院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左晓园作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变化及对中美拉关系的影响”的发言。左晓园认为,在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前,美国政府的观点是中国与拉美各国之间的贸易不仅有利于中拉双方,而且也有利于美国。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竞争对手和挑战者。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在各种场合中批评中国、丑化中国,比如使用“新帝国主义”、“债务外交”等词语攻击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和拉美各国之间的一些正常交往活动受到影响,甚至被迫取消。左晓园主任提到,国际上有一些智库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存在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推动了一些拉美国家的反美倾向和做法,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左晓园主任指出,中国提出拉美地区是“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被美国认为是对其在拉利益的挑战,进而对中国进入拉美地区不断设置各种障碍,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在拉美的发展,比如阻碍华为公司参与拉美各国的5G建设;又如2018年10月美国通过一项法案,创立一个新的开发机构:美国国际金融发展公司,以加强在拉美地区的存在。左晓园指出,美国把门罗宣言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拿出来,对中拉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障碍。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外交多元化应是拉美各国最好的选择。而美国设置了的许多障碍,需要中国和拉美各国共同面对、共同努力才能消除。

中山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尼尔·莫拉莱斯·鲁瓦卡巴以“中国及其与拉美关系:在拉美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条件”为题作了发言。鲁瓦卡巴采用实证的方法,以2008年到2017年为时间点,对16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梳理。鲁瓦卡巴研究员设置了许多参数,然后分析数据进而得出结论。首先,他分析了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拉美国家的访问次数,最高的是古巴,然后依次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秘鲁、哥斯达黎加、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牙买加、乌拉圭等,希冀从中看到中国对拉美不同国家的重视程度。其次,鲁瓦卡巴就拉美各国的孔子学院的数量进行排列,以期看出中国对不同国家的重视程度,单就这一参数得出的中国重视程度的结论依次是巴西、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古巴等。综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基本是正相关关系。鲁瓦卡巴划定第三个参数是拉美各国所拥有的中国海外侨民的数量,依次是秘鲁、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古巴、智利、哥斯达黎加等,得出的结论是侨民数量与高级官员访问次数没有正相关关系。鲁瓦卡巴研究员采取的第四个参数是贷款,获得中国贷款总额从高到低依次是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等,结论是高级官员的访问并不意味着会大规模贷款。鲁瓦卡巴研究员设置的第五个参数是双边进出口数额,结论是高级官员访问次数越高的月份,双边贸易量会更高,意味着进出口数额与高级官员访问次数呈正相关关系。鲁瓦卡巴设置的第六个参数是军火出口,接受中国军火出口数额从高到低依次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阿根廷,结论是军火出口完全与高级官员的访问不相干。鲁瓦卡巴比较了中国高级官员访问的次数与拉美各国综合国力排名,该综合国力排名依次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古巴、厄瓜多尔、乌拉圭、哥斯达黎加,结论是高级官员的访问次数与综合国力呈正相关。因此,鲁瓦卡巴研究员得出结论,中国高级官员访问的次数与综合国力相关度最高,其次是贸易量,再次是侨民数量,再次是贷款。因此综合国力和贸易是最重要的两项要素。据此,鲁瓦卡巴研究员明确指出,指责中国偏好意识形态的国家并不正确,实际上中国更看重的是综合国力和贸易。鲁瓦卡巴研究员进而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会加强与拉美最具有实力的国家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作了主题为“拉美地区大变局下的中拉一带一路合作”的发言。周志伟研究员指出,从政治生态上的角度可以看到,拉美地区大部分国家从左翼执政转变为右翼执政。同时可以看到,右翼执政政府之下,其主导的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活力,经济有所增长。但是周志伟研究员同时指出,拉美地区各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缓慢,而受到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包括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拉美地区的经济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上升的。拉美地区以后会更加一体化还是更加分化,目前难以断言。在对外关系方面,对于拉美地区而言,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美拉关系的排他性增强。中美关系的走向会影响到中拉关系的走向,而美拉关系反之同样。周志伟研究员明确,现在美国对中拉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本世纪初美国是欢迎中拉之间展开合作的,而现在则是排斥域外的力量,排斥域外力量介入拉美地区,对中拉合作持排斥和反对的态度。不过,周志伟研究员认为,中拉之间存在着稳定器——经贸关系。周志伟研究员以2018年为例,指出2018年中拉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3000亿美元,拉美地区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区域,两者之间的经贸关系非常高效,拥有良好的前景。此外,周志伟研究员还提到,中国的经济政策与拉美的经济改革是非常一致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周志伟研究员指出,将“一带一路”看成是机遇的拉美国家越来越多,看成挑战是越来越少。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助理教授罗莎·巴萨乌雷以“促进跨文化的交流服务:面向未来的中拉关系和跨文化挑战”为题作发言。巴萨乌雷认为,相对于经济交流、政治交流而言,跨文化交流并不受到重视,而实际上,跨文化交流是加强双边关系的重要途径。巴萨乌雷指出,智利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加强双方的跨文化交流。但是,巴萨乌雷明言,中国与拉美各国的交流主要是用英语来完成的,而英语既不是中国人的母语,也不是拉美国家的母语。虽然有一些拉美人会英语,但更多的本地拉美人并不掌握英语,这就十分影响双方的交流和沟通。而如果使用翻译作为交流媒介的话,翻译的素质和质量等就非常关键,但这恰恰难以衡量。比如,一个人智利人用英语介绍智利的话,实际上该人并不十分了解智利,因为其能掌握英语,属于智利社会的中上阶层,而对智利底层并不了解。虽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使用手机翻译软件,这也会使得生活更加便利,但如果在工作当中,比如在专业的科技、外交等领域,则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我们需要熟悉掌握彼此语言并有学科背景的人才。巴萨乌雷提出中国和智利的经贸交往日益紧密,智利学校中修习中文专业的也越来越多,并列举了相关数据。最后,巴萨乌雷建议,要促进中国学生学习外语,并且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进行跨文化教育。

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伟庆以“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路径和政策建议”为题作发言。李伟庆教授围绕主题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的挑战;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路径;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策建议。李伟庆教授指出,中拉经贸发展面临较大压力;中拉双方相互了解有待深入;美国对中拉合作直接干预;拉美“国家风险”不容低估。因此,李伟庆教授认为,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路径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拓宽中拉贸易与投资领域;完善中拉宏观政策沟通;推进中拉基础设施联通;扩大中拉合作资金融通;深化中拉人文交流合作。最后,李伟庆教授提出了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四项政策建议:开展国别研究,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加大风险评估,提升企业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经贸合作,开展中拉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加快信息沟通,提高企业投资水平与社会责任。

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教授恩里克·桑迪兰以“危机时代的中国和南美:中国、巴西和阿根廷领导权力层外交政治话语述评”为题作发言。桑迪兰教授认为,中国对于拉美的表态以及使用的政治术语是非常稳定的,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而这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相关,中国是中国共产党连续执政,中国要做的事情也一直是改革开放。最近几十年中拉之间的关系从经济上看可以简述为中国向拉美出口工业产品,而拉美向中国提供原材料。中国曾两次发布对拉美政策文件,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国家的广泛关注。桑迪兰教授指出,从2017开始,由于阿根廷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阿关系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阿根廷国内有一些人认为应更多地同美国发展经贸关系,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证实。桑迪兰教授认为,阿根廷与中国展开合作,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自由贸易,不过中阿合作受到了中美贸易战等很多国际上的因素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贺双荣以“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作了发言。贺双荣研究员从五个方面对主题展开论述:一带一路的发展历程;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中拉共建“一带一路” 的路线图;中拉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贺双荣研究员指出,“一带一路”在拉美缺少早期收获。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美主要大国没有签署“一带一路”共建文件(MOU);没有新项目上马,谈判的项目也不多,中拉原有的合作项目也面临一些问题。贺双荣研究员深刻分析了个中缘由:第一,对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认知问题:误理、宣传和沟通不到位;第二,拉美国家缺乏引领的国家和机构;第三,美国阻碍“一带一路”在拉美的落地;最后是拉美国家的内部制约因素,包括各国的治理水平、经济发展困境、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之制约。

蒙特斯克罗斯州立大学教授吉拉尔多·安东尼奥作了题为“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的主旨发言。安东尼奥教授指出,巴西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中国的市场和经济体量都非常巨大,巴西方面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中国资金进入巴西。安东尼奥教授认为,对于巴西而言,来自中国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就中国对巴西的投资结构而言,中国对巴西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绿地投资,但有一部分也是棕色投资,即现有的项目。安东尼奥教授指出,考虑到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等环境,巴西期望中国能在巴西更多地进行绿地投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飞博士以“中国在巴西的投资:特征事实与驱动因素”为题作发言。王飞助理研究员指出,巴西是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拉美国家,巴西也是拉美首屈一指的大国。但是,对于中国的投资,巴西社会开始出现负面观点,包括中国对拉美进行资源掠夺等的说法,需要慎重对待。王飞助理研究员认为,中国和巴西之间的贸易机会比较弱,而市场机会比较强,资源机会则居中。王飞助理研究员指出,中国对巴西的投资增长势头迅猛、产业布局有限但开始多样化,投资主体集中但开始丰富、投资形式单一但开始多样化;最后,王飞助理研究员提出了对应策略:在国家层面,合作机制需要常态化;在金融层面,需要创新投资和融资机制;在智库层面,各智库需要讲好中国故事;在企业层面,投资需要多元化发展。

智利科技大学学者莫妮卡·阿乌马达的发言主题为“智利的中国移民——从文化、贸易和语言训练角度的分析”。阿乌马达介绍了中国对智利移民的情况,重点陈述19世纪这一时间段,主要关注语言、贸易、文化的维度。阿乌马达指出,19世纪第一批中国人来到了智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成立了中智文化交流机制,随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开始发展。莫妮卡·阿乌马达老师遗憾到,目前,讲到中国和智利的关系一般多指贸易关系,而社会文化关系会被忽略。实际上,从文化层面讲,双方都特别有意愿了解对方。阿乌马达梳理到,第一批从广东来的人到达智利,主要定居在智利北部的省份。后来慢慢地向中南部发展,智利也慢慢地接受了中华文化,比如中国新年。分析中国侨民的分布,大部分都在首都圣地亚哥,而孔子学院等对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重要,对增进双方认识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阿乌马达指出,实际上中国和智利关系的发展,主要是文化推动,并且是当地侨民推动的。阿乌马达高度赞赏中国和智利之间的文化交流,因为从一开始,中智之间文化就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秘书长和文化协调员安德雷亚·帕皮尔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中拉在设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新机遇和挑战”为题作了发言。帕皮尔秘书长认为,文化是可以促进两国之间长足发展的重要动力。她详细地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施行的政策,指出,中国自第十个五年规划以来,文化产业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中国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化创意国家。帕皮尔认为,拉美许多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对于发展文化产业非常重要,文化创意产业园同时也是中拉之间合作的重要平台。帕皮尔同时指出,中拉之间关于文化交流方面的论坛等还是非常少的,中拉各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给予更多的机会,以促进双方的文化对接。最后,帕皮尔明确,虽然中拉之间的经贸虽然发展迅速,但文化方面的发展还是缓慢的。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麒麟作了题为“民主制度结构失衡、腐败与民粹主义:巴西的政局困境”的发言。叶麒麟教授明确,如何厘清腐败、民粹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内在关系,解析巴西政治困局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叶麒麟教授分析了作为国家治理方式、常态的腐败,指出民粹主义与腐败形成恶性循环,叶麒麟教授认为,正是因为包括弱政党制度和权力失衡在内的民主制度结构失衡,才导致腐败与民粹主义之间陷入了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使得巴西政治陷入了困局之中。如何加强政党治理,加强权力的制衡,重塑现代民主制度的“获取与反映民意的合法性共识机制”这一核心和精髓,是巴西摆脱政治困局的出路所在。

智利安德烈斯·贝略大学中国中心副研究员卡洛斯·蒙格·阿里斯泰吉作了题为“巴西政治的军事化:历史背景、现代化作用及统一政党的共同推进作用”的发言。阿里斯泰认为,军事威权主义在巴西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巴西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的军事独裁。当初巴西政府决定和中国建交时,就遭到了军方的反对,只不过因为当时的巴西政府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才没有阻碍中巴两国的成功建交。阿里斯泰副指出,军队在巴西的对外交往中,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阿里斯泰以现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为例,指出博索纳罗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军队,否则难以有效施政。阿里斯泰认为,巴西政治的发展离不开进步军人的推动,而很多巴西人也认为军队是巴西良心的底线。

巴西国立美国科技研究所副研究员内乌莎·佩雷拉以“数字服务——不同贸易规制的国际标准发展:美国和欧盟的争论与当前巴西贸易规制”为题作了主旨发言。佩雷拉认为,数字贸易的一个特点是其内涵是多边贸易,数字贸易可以减少贸易壁垒,同时可以推动各种创新,推动各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让合作方式更加灵活。佩雷拉指出,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签署了数字贸易协议,包括双边和区域的,其中主要是美国和欧盟。而巴西也学习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标准化,一直在进行贸易标准化的工作。佩雷拉认为,各国应当考虑制定合理的政策保护隐私、知识产权等,同时要避免贸易保护主义。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副教授保罗·恩里克·马丁内斯作了题为“环境人文与大学的国际合作”的发言。马丁内斯副教授认为,现代性就是要张开眼睛去看世界。在当今的环境下人类有很多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话题。马丁内斯副教授指出,国际间的交流在高校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对于重点大学、全国性大学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地方性大学的发展同样如此。在国际化的高校中可以看见一些新的文化发展趋势,而新的文化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内涵,这也通过高校间的合作走向了世界不同的地区。马丁内斯副认为,人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在探讨解决温室气体的办法;在环境的议题之下,各国之间的合作,不论对哪种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杜鲁·维耶瓦尼在发言中分析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他指出,从贸易规则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是不合法的,但是只要美国足够强大,最后的结果无疑会有利于美国。维耶瓦尼认为,随着技术发展,中美贸易战有可能发展成为技术贸易战。

湖北大学艾琳·特德斯奇老师以“不干涉内政和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对地区发展的可行或有害的概念?”为题作主旨发言。她指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更多的是有沟通的内容。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对其他国家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她指出,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这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概念,在拉美地区被理解成为对别国的充分尊重,而对某些概念的界定对于沟通和交流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2019年10月20日星期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该天的会议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由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和中国知网联合发布《中国拉美研究发展报告》,第二部分是各分会场交流汇报。各分论坛代表大会汇报交流之后,会议进入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国拉丁美洲学会顾问,前驻墨西哥大使、前驻阿根廷大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墨西哥研究中心主任曾钢主持。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院长孙建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网副总编辑李放、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助理教授罗莎·巴萨乌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袁东振研究员先后致闭幕词。

据悉,第九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将于2020年10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  

摄影者:百闻照相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