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包括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在内的拉美本土发展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借鉴了诸多要素,国内理论界对此还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从主要概念、分析框架、分析方法、基本观点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剩余概念、先进国—落后国分析框架、阶级分析方法和政治经济综合分析方法,将其应用于拉美国家发展史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在中心—外围关系方面,拉美本土发展理论认为外围国家难以成为中心国家的“翻版”,会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 结构主义指出,中心对外围发展起着推动与阻碍的双重作用,而依附理论更强调中心国家的负面影响;在资本主义危机问题上,结构主义对中心与外围的危机做出了区分,并提出了恶性通货膨胀和军事政变等外围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形式。这些观点反驳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相关问题上的片面看法,有助于深化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认识。

关 键 词:结构主义/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殖民地相继独立,涌现了一批新国家。这些国家原本以为只要摆脱了殖民统治,它们的经济就会迅速发展起来,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空想。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在这个大背景下,涌现了一批新发展理论,其中就包括产生于拉美的结构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

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普雷维什出生于1901年,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教育,曾长期担任政府经济顾问和中央银行行长。但是,对大萧条及其影响的反思使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为结构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普雷维什长期领导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工作,吸引了一批拉美经济学者来此开展研究,结构主义在此期间进一步成熟。在这些拉美学者中,包括“第一位依附理论家”塞尔索·富尔塔多在内的一批杰出依附论理论家如奥斯瓦尔德·松克尔、冈德·弗兰克、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

普雷维什曾表示,他原本深信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被这些理论的精确性和数学的高雅所吸引,也被它的说服力所吸引……可是,在追求严谨性的过程中……(新古典)理论终于从自己的论证中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现实、文化现实以及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等重要因素。”因此,普雷维什认为,新古典理论既解释不了中心国家的经济现象,也解释不了外围国家的发展问题。在进行新理论的构建时,普雷维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与之相比,依附论更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熏陶。可以说,结构主义与依附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度交流。

一、主要概念和基本分析框架的影响

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只做了初步研究,但他们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分析框架对结构主义和依附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结构主义和依附论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概念

“剩余价值”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指的是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工资之差,这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价值替代了剩余价值,劳动力的工资等于其边际产品,剥削也随之“消失”。普雷维什觉察到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对劳工的超额剥削,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却找不到相应的概念来加以阐释,于是他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了“剩余”概念,并从生产率角度做了重新定义:中心国家的高技术传入外围国家,原来在低技术层次就业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更高的技术层次,生产率得到提高。但是,由于劳动力增长过多过快,形成倒退性竞争和工资下跌,导致劳动力报酬的提高低于生产率的提高,甚至出现巨大的差距,这就是外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结构性剩余。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占有这些剩余,对劳工形成剥削。普雷维什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存在循环论证,即价值由劳动决定,而劳动要由价值来衡量。如果把剩余定义为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无须通过市场定价来确定剩余的价值,也就避免了理论上的循环论证。普雷维什还以剩余为核心构建了他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非常坚持因剩余价值引起的资本积累的自然趋势……这种趋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典型趋势……在外围资本主义中,面对着特权消费的压力、生产技术引起的越来越高的资本密度的要求以及人口的过快增长,积累显然是不足的。”在他看来,社会上层与广大下层之间争夺剩余的斗争必然导致体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二)拉美本土发展理论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球视野和二分法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在19世纪已经用全球眼光来审视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他的分析是在资本主义宗主国—殖民地的框架内进行的,宗主国—殖民地关系的基调是剥削,前者需要后者的财富来进行原始积累。“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列宁在分析中使用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框架。他认为,到19世纪末,垄断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列宁的分析集中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情况基本没有涉及。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巴兰在1952年发表了《论落后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他使用先进工业国—落后农业国框架进行分析,对落后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做了专门探究。先进国与落后国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联系在一起,后者自给自足型经济逐步被改变为商品经济。但是,巴兰并没有对落后国家进行实证研究,他的理论停留在逻辑推理的层次上,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落后国家的现实。

结构主义和依附论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和分析框架。普雷维什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外围”框架,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由少数中心国家和一批外围国家构成,中心国家既是技术进步和资本输出的中心,同时也是全球性经济周期的策源地,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动力都受到中心国家的严重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主要中心国家是英国,其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主导地位。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弗兰克用“宗主国—卫星国”来表示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他受到墨西哥政治学者卡萨诺瓦“内部殖民主义”的启发,对这一框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这种剥削关系不仅存在于宗主国与卫星国之间,而且存在于卫星国的内部。卫星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在传播技术、资金的同时也对落后地区进行经济和人力资本的剥削,而地区中心则依次剥削它们的附属地区,形成了从美国华尔街一直延伸到拉美国家小村庄的依附链条,并且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秩序。

多斯桑托斯以帝国主义中心国—依附国的框架来阐释新型依附关系。他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是二战后开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特点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高度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他借用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并加入了新内涵,即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与依附国家之间不仅存在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前者还对后者进行政治和军事控制,依附关系是全面的、多领域的。

(三)拉美本土发展理论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综合分析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拉美发展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置于历史发展的核心。“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此推论,殖民地国家也将重复这个过程,变成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

巴兰的观点与经典理论存在差异。他认为,在落后的农业国,弱小的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消灭封建统治阶级,反而会和贵族、外国投资者达成妥协,利用传统的封建特权共同牟利。“结果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中最坏的成分融合到了一起,最终会阻碍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下,落后国的工农运动“早熟”。面对革命和没收财产的威胁,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和外国投资者结成一个“保守派政治同盟”,共同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维持旧秩序的存在。

普雷维什虽然没有使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概念,但他使用了“社会上层、中层、下层”概念,而且分层的标准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社会上层是生产资料的主要占有者。在他看来,拥有生产资料的上层不仅拥有经济权力,而且具有政治影响力。“它对于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往往是极大的,既可以影响到税收和公共开支,也可以在取得合同、关税优惠、补贴和其他特权方面施加影响,使得某些社会集团可以牺牲其他集团的利益来增加剩余量。”外围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对剩余价值的不平等分配。上层集团试图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以进行特权消费和资本积累,而社会中下层则利用工会和政治权力进行抗争。围绕剩余进行的阶级斗争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军事政变,使整个体系陷入危机。由此看来,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综合分析已经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分析工具。

依附论学者普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巴西学者卡多佐就使用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概念,但他通常用民众阶层(包括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农民)来指代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下层集团,这更符合拉美国家的实际,因为那里存在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用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概念难以涵盖这一广泛的社会集团。卡多佐对拉美国家的阶级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提出,拉美的发展并非是由中心国家单方面决定的,拉美国家内部各阶级在利益争夺中进行的互动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拉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性变革一直都伴随着阶级关系新模式的出现。

与经典作家不同的是,卡多佐的分析不仅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根据拉美国家的实际纳入了传统寡头集团、中产阶级和中心国家的资产阶级等成分。他认为,在对外扩张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拉美国家的统治阶级是由现代集团(集中于出口经济部门)和传统大庄园主寡头集团共同组成的,二者共同实施对土地的占有权和对劳动力的控制权,以保持出口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稳定,但他们内部也存在矛盾。进入20世纪后,随着出口经济的扩张和城市工商业、服务业等新兴部门的逐步成长,拉美国家出现了规模较小但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其中包括萌芽阶段的资产阶级及相关的技术人员、文武官员、知识分子等群体,这个阶级也开始进行政治参与。进入转型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在国际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出口经济部门被削弱。巴西的咖啡出口集团地位下降,被南部畜牧业集团、东北部糖业集团与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联盟所取代。但在阿根廷,强大的农牧业出口集团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允许中产阶级参与权力的分享。哥伦比亚的中产阶级比较脆弱,继续屈从于寡头的统治。而在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中产阶级在寡头统治的衰落中开始参与权力体系。进入国内市场巩固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除了原有的政治角色,不断扩大的劳工阶层、城市贫民以及农民组织也加入权力争夺战,促成发展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联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收入再分配、国内市场扩大和进口替代工业化。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削弱了这个联盟,在新的阶段,跨国公司大举进入拉美国家,对已有的经济结构进行深度改造,由此造成制造业体系中社会阶层、集团的新分化。拉美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更现代的无产阶级,就业于高生产率和高技术企业,与之并存的是产生于进口替代阶段的传统工业部门和传统无产阶级。虽然同属一个阶级,但他们的政治取向却有重大差别。在卡多佐看来,不同社会阶级、集团之间分享权力的方式对拉美的发展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原本局限于纯经济分析,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和巴西、阿根廷的军事政变让他们开始反思自身的理论缺陷。“为了建设新的(理论)体系,有必要让视野超越纯经济理论。不能把经济因素与社会结构分割开来,舍此便不能正确回答那些(有关发展的)问题。”松克尔也对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做了具体描述:“权力集团直接或通过政治体系、政府对经济施加影响,包括资源配置、消费模式、价格与工资的确定、信贷分配、财政政策、技术扩散、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等。在一般情况下,由企业与消费者、地区利益与行业利益、外国集团与国内集团、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等组成的不同集团会就市场份额、公共开支、税收、外汇等问题进行协商并决定如何分配。在权力分配失衡的情况下,主导性的集团就会把它的决定强加给其他集团。”

可以说,阶级分析方法和政治经济综合分析方法为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使它们抓住了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具备了一个深入观察社会现实的视角。依附论学者运用这两种分析方法对拉美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全新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拉美本土发展理论的重要影响。

二、中心—外围关系问题

关于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影响问题,拉美本土发展理论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的观点,而且它们内部也存在重大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扩张性,对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做了初步论述。马克思阐述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双重作用:“它(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先进国家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大幅度降低产品价格,因而能够占领落后国家的市场,迫使这些国家的生产者抛弃传统生产方式,采纳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最后实现完全的西方化,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简言之,这是一个先进国家发展模式扩散与全球同质化的过程,而且先进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对落后国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结构主义对此持有不同见解。马克思强调宗主国商品的低廉价格产生的影响,但结构主义发现了新的影响机制。普雷维什与另一位经济学家辛格几乎同时提出了外围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理论,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普雷维什对拉美国家19世纪70年代至20 世纪中期的国际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在这一时期内,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并没有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 同时,由于外围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价格水平长期呈下降趋势,所以二者之间的贸易比价不利于外围国家,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合逻辑的现象?普雷维什认为,中心国家的劳工组织程度更高,能保证其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因而制成品的价格不会下降。但外围国家的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工人的组织水平很低,其工资水平被人为压低,从而导致了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的停滞甚至下跌。辛格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相比,其收入的需求弹性更低。也就是说,随着收入的提高,对制成品的需求增长更快。这一速度甚至超过了制成品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它造成了制成品价格的居高不下。普雷维什和拉美经委会的其他经济学家后来也接受了辛格的观点。尽管贸易条件恶化论至今仍无定论,但结构主义学派对价格机制的考察无疑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有益的补充。

从贸易条件恶化论出发,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进而对中心—外围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普雷维什也提出了一个具有两重性的观点,但其内涵与马克思的双重作用论不尽相同。在他看来,一方面,来自中心国家的技术创新和资本输出可以为外围国家提供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中心国家会给外围国家造成多重不利影响:由于贸易条件的关系,中心国家会从外围国家提取过多剩余,影响外围的资本积累; 外围国家的社会上层集团会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方式,使得外围工业化“早熟”,提前进行产品多样化生产,浪费了资本,并由于采纳了不适当的先进技术而增加了失业。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自发扩散的神话正在消失。发达资本主义基本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中心的)动力尽管是很重要的,但不足以使得外围能推动自身的发展,外围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创造自身的动力,打破过去的格局。”(19)也即是说,中心对外围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难以实现对外围的同化。外围国家只能通过工业化和一体化减轻来自中心国家的不利影响,以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富尔塔多等一些依附论者则更进一步,提出“欠发达是由发达造成的,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欠发达”是弗兰克提出的概念,指外围地区在中心的剥削下所经历的发展不充分、依附、停滞、被动的状态,如果不打破这种依附关系,欠发达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发展并摆脱这种“中间”状态。与之相比,“不发达”指的是那些没有与中心国家发生经济、贸易联系的地区所经历的前资本主义状态。依附论者也反对使用“发展中国家”概念,因为这意味着外围国家正处于发展进程当中,仍有发展的希望。多斯桑托斯系统论述了中心阻碍外围发展的四种具体机制:第一种是价格机制,但不对等的价格水平并非来自需求弹性的差异,而是帝国主义中心的垄断导致了价格的不对称; 第二种是服务费用,即依附国向中心国支付的运输费用、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和专利费等; 第三种是资本输出,帝国主义中心通过跨国公司来直接利用外围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金和基础设施,有利于它们降低生产成本并占领外围国家的内部市场,并且将高额利润汇回中心; 第四种是外债和国际援助,外围国家受到中心国家的过度榨取,导致了国内资金的短缺,中心国家以债务和援助的形式为它们补充资金,保持外围经济的正常运转,并从中得到进一步的收益。因此,帝国主义中心的剥削行为造成了不可逾越的发展障碍,使外围国家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而难以摆脱。多斯桑托斯认为,帝国主义中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外围国家的经济、政治都处于中心的控制之下,中心的繁荣建立在外围的落后之上,唯有打破依附关系才有发展的可能。

卡多佐并不认同中心国家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尽管在中心国家的主导下确立了与外围国家的结构性联系,但依附国的各种集团、阶级、组织和社会运动决定了是延续、改变还是中断这些结构性联系。该观点增强了依附论的解释能力,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中后期的快速发展也证明了其正确性。

三、资本主义危机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也结合拉美现实对危机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根源做了深刻阐释。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价值构成的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即不变资本(购买机器的部分)的比例提高更快,而可变资本(工人工资)的比例提高较慢。因此,总资本构成中可变资本的比例逐步降低。例如,18世纪初的纺纱业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各占一半。到19世纪中期,可变资本已降至总资本的1/8。因此,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这就会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22)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并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殖民地的争夺必然导致战争,“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

结构主义则围绕剩余分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危机理论。普雷维什的危机理论分为中心国家危机和外围国家危机两部分。在中心国家,危机主要来源于生产率下降和国家开支上升两种趋势。生产率下降源于产品的多样化,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虽然满足了社会需要,但降低了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因而减少了剩余。这意味着资本积累的下降和增长动力的不足,企业会提高价格以恢复剩余增长,劳工则通过工会组织来提高工资水平,这成为通货膨胀上升的根源之一。另外,政府开支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政治原因,税收水平却不能相应提高,政府只能求助于货币扩张政策,这是通货膨胀上升的另一个根源。在双重压力之下,中心国家会出现通货膨胀上升和增长停滞并存的局面,政治斗争也会因此而加剧。在外围国家,危机和斗争会更加剧烈,这是由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性所决定的。外围国家内部争夺剩余的激烈程度会超过中心国家,这是因为外围社会上层集团凭借其所有权占据了大部分剩余,并且将其浪费于多样化的、奢侈性的消费。国家机构的膨胀也消耗了部分剩余,因为国家要吸收部分过剩劳动力,减轻失业压力。除此之外,中心国家从外围榨取了大量剩余,减少了外围可以在国内分配的剩余数量。因此,当劳工和城市贫民的工会权力、政治权力上升时,围绕剩余的争夺就会加剧,工资与价格交替上升,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的崩溃。上层集团会以暴力压制社会下层的分配要求,强行恢复剩余的积累和经济增长。如何解决这种周期性爆发的危机?普雷维什提出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首先,在改造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外围国家要加强团结。一方面,外围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可以扩大市场,有利于更高层次工业化的推进。另一方,外围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中心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迫使其做出让步。其次,外围国家内部也需要进行改造。改造的核心不是收入再分配,而是逐步降低所有权的集中程度,把企业的私人所有转变为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共有和企业自治,使得劳工能够参与管理和剩余的分配。

多斯桑托斯也认为外围具有特殊的国情,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并不相同。除了遭受中心国家各种形式的剥削之外,外围还存在一些低效率的产权形式,如大地产制等。因此,“依附性国家的资产阶级必须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被迫建立一种对劳动力进行超额剥削的生产关系,以便在本国和外国的统治者之间分享所创造的经济剩余……获得的发展只能给少数阶层带来好处……这种发展只能使得依附性和超额剥削越来越严重……(将会出现)一个充满深刻的政治、军事冲突和深刻的社会激进化的长过程,要么是向法西斯发展的强权政府,要么是朝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民革命政府。在矛盾的现实当中,中间道路的解决方法已经表明是行不通的,只是空想而已。”

在危机根源方面,拉美本土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存在相同之处,都认为剩余的不平等分配是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出路方面,结构主义倾向于一种和平的中间道路,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依附理论则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

总体来看,拉美本土发展理论在概念、分析框架、分析方法等三个方面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剩余、帝国主义等重要概念,全球视野和先进国—落后国的分析框架,以及阶级分析方法和政治经济综合分析方法,对结构主义和依附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结构主义和依附论使用这些概念、方法对拉美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结论。这些成果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促使更多学者去关注、研究马克思主义,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拉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尽管存在分歧与矛盾,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及其结论对拉美本土发展理论仍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促进了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注释:

　　① 这里的结构主义特指产生于拉美的结构主义理论,而非钱纳里(Hollis B.Chenery)等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结构变迁理论。

　　②[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袁兴昌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37—239页。

　　③ 参见颜鹏飞著:《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168-226页;[英]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著,李小云等译:《发展理论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3-224页;Bjorn Hettne,“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Theory”,in Acta Sociologica,Vol.26,No.3/4,1983,pp.249-253.

　　④[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袁兴昌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1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819页。

　　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⑧Paul Baran,“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ckwardness”,in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y andSocial Studies,Vol.XX,No.1,January 1952,pp.66-84.

　　⑨参见[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451页。

　　⑩[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1页。

　　(12)Paul Baran,“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ckwardness”,in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y and Social Studies,Vol.XX,No.1,January 1952,p.69.

　　(14)[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袁兴昌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8-72页。

　　(15)Raúl Prebisch,“Cinco Etapas de mi Pensamiento sobre el Desarrollo”,en El Trimestre Económico,Vol.50,No.2,abril-junio de 1983,p.1087.

　　(16)Osvaldo Sunkel,“La Dependencia y la Heterogeneidad Estructural”,en El Trimestre Económico,Vol.45,No.1,enero-marzo de 1978,p.5.

　　(1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页。

　　(17)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

　　(18)Raúl Prebisch,“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la América Latina y Algunos de sus Principales Problemas”,en Desarrollo Económico,Vol.26,No.103,Oct.-Dec.1986,pp.479-502.

　　(19)[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袁兴昌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9页,第23页。

　　(20)[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8-342页。

　　(21)[巴西]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恩佐·法勒托著,单楚译:《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717-738页。

　　(2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24)参见[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袁兴昌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25)[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