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1 世纪的前 20 年，拉美地区经历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其实也是当前全球大变局的组成部分，绝大多数国际变局要素在拉美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比如，拉美地区经济规模的变化、全球事务参与程度的变化本身就是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重构进程中的影响要素，尽管该地区依然不属于影响国际体系的重要变量；在政治生态层面，拉美同样体现出复杂的变化曲线，政治力量轮动呈现出深度调整态势，受此影响，内政外交政策反复较大；在社会层面，拉美在反贫问题上做出了不少尝试，且取得了不错成效，但并未实现拉美社会结构转型的可持续性，社会向上流动乏力进一步放大了拉美经济、社会的脆弱性，社会矛盾再次面临激化的 " 临界点 "。

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局，拉美地区面临着一系列现实挑战，尽快扭转政治、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 " 坏循环 "，回归到稳定的三角支撑状态，是拉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地区一体化建设的迫切任务。但总体来看，未来十年拉美地区的政经环境、地缘政治格局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政治生态错综复杂

自 2015 年开始，拉美多国政治生态出现明显调整，整个地区呈现 " 往右转 " 的大趋势。但有两个案例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墨西哥再次成为一个 " 例外 "，在拉美整体右转的局面下呈现出跟拉美地区政治生态不一样的轨迹。

事实上，墨西哥与拉美整个地区过去近 20 年在政治生态体现出来的不同步折射出拉美当前面临的治理困境，即不管是左翼主政还是右翼掌权，两种治理思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拉美的发展困境，进而形成了地区政治力量轮动加快的趋势。

2019 年阿根廷选举结果便是该种趋势的典型体现，该国经历了右翼马克里政府四年任期后重新 " 左转 "，其中最重要的缘由在于马克里政府并未完成扭转本国经济困境的执政目标。

当前，拉美国家政治生态呈现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错综复杂的局面。阿根廷重新回归左翼执政墨西哥在此之前 " 左转 "，与此同时极右翼的巴西博索纳罗政府所体现出来对左翼强烈的排斥态度，政治周期不同步以及意识形态对立极有可能是未来 5-10 年拉美政局的主要特征。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传统左右翼政治力量均无力扭转经济民生颓势的局面下，政治 " 局外人 " 崛起成为拉美政坛的新现象，巴西 2018 年大选中的 " 博索纳罗现象 " 便是例证，并且最近几年拉美多个国家的选举中也出现了 " 局外人 " 的搅局。

经济产业结构退化

拉美经济在过去 20 年 " 过山车 " 式的发展轨迹折射出该地区的脆弱性特征，并且这种脆弱性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结构退化、发展自主性不足等方面，而且通过经济的传导还反映到社会结构层面，进而形成了两者之间的 " 坏循环 "。

客观分析，新世纪初的经济繁荣周期实际上掩盖了拉美产业结构的退化，出口的初级产品化和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在近些年呈现加剧的态势。以地区经济大国巴西为例，工业占 GDP 的比重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 33% 降至当前约 15% 的水平，而工业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则从 50% 降至 40%。

比较悲观的是，在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趋势下，拉美地区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掉队。从科技研发投入来看，拉美主要国家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1.2% 的水平，且政府与企业占比各半。

从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 " 排名来看，拉美国家排名最高的智利仅为第 47 位，其余国家都排在 50 名开外。以巴西为例，中、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占比从 2000 年的 35.6% 降至 2018 年的 20.5%，这直接反映出了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在全球技术革新中会越来越边缘化。

在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下，拉美地区的社会矛盾凸显。自 2013 年以来，拉美国家频繁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最近两年更是呈现加剧蔓延的趋势，直接影响到了多国政局稳定。

民生问题亟待破解

尽管各国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民生问题解决不善是共同原因所在。虽然拉美在新世纪初的头 15 年取得了不错的反贫效果，但是新晋的中间阶层不仅给政府提出了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需求，而且经济持续低迷以及就业形势的恶化会造成该阶层重新回归贫困。当前，拉美地区的贫困率和赤贫率持续回升，在 2018 年分别达到了 30.8% 和 11.5%，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种局面下，政府治理低效与民众预期之间的反差进一步拉大，进而发展为大规模社会抗议浪潮。

当前，中美竞争不仅体现在全球权力体系层面，由于拉美对美国而言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中美关系的演变已经成为拉美外交不能回避的要素。客观分析，中美两国在拉美地区远未形成力量均势，因此至少在拉美地区，中美并未呈现严格意义上的竞争局面。2018 年，美拉贸易规模约为 7000 亿美元，约为中拉贸易（3000 亿美元）的 2.3 倍，而美国在拉美的投资存量约为 9320 亿美元，同样约为中国的 2.3 倍。如果再考虑制度影响力、软实力、军事存在、跨国公司等因素，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具有绝对优势。

但是，中拉经贸在新世纪初的起点很低，仅用 20 年便实现了贸易、投资均达美国的四成水平，这种速度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因此，当前美国在拉美地区排斥中国的决心非常大，除美国政要轮番诋毁中拉关系外，还强化了从经贸规则角度拉拢拉美、遏制中拉经贸合作速度的外交安排。基于上述逻辑，国际媒体热议的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态势实际上是由美国营造出来的，其意图是在拉美营造 " 中国祸害论 " 和 " 中国威胁论 "，将拉美诸多现实问题归罪于中国。

美国的应对有实际政策的跟进。2019 年 12 月美国推出 " 美洲增长 " 计划，体现出美国对中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在拉美推进的对冲回应，但是从文本内容来看，缺乏实质的政策安排，加之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投资层面早已体现出的保守主义特征，至少从目前来看，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开放性和活力是存疑的。

鉴于此，经济红利的获取将成为拉美外交决策的重要考量，经济外交会成为拉美外交的核心内容，这为中拉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从政策导向来看，中国的开放合作与拉美当前政策存在很强的一致性。巴西博索纳罗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回归务实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