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拉美左翼地区性组织圣保罗论坛迎来了成立3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成立于1990年的圣保罗论坛（S.o Paulo Forum）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左翼政党和进步组织论坛，旨在谋求多元基础上的团结与一体化。该论坛由巴西劳工党（PT）发起，在巴西、墨西哥、尼加拉瓜等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相继举行。历经30年的发展和斗争，圣保罗论坛依然是拉美左翼分析世界及地区形势、探讨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谋求地区团结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一、圣保罗论坛的创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世界各地的左派政党和进步力量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渗透和蛊惑纷纷陷入了反思。与此同时，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在拉美右翼的鼓吹和助推下，进一步腐蚀着拉美各国脆弱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为应对世界及地区左翼运动面临的空前挑战，这一时期的拉美左翼围绕“社会主义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兴起”等现实问题，组织召开了一系列研判时局、共商发展的地区性会议，圣保罗论坛的创建标志着这一历史反思进入了更具代表性和组织化的历史新阶段。

1990年7月，为摆脱冷战后遗症、重新定位左派政党和左翼运动的历史作用、应对新自由主义攻势、寻找地区自主发展的可能，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约48个左翼政党和进步组织在巴西劳工党的倡议下，齐聚巴西圣保罗，围绕柏林墙倒塌后的国际格局和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各国的影响等问题召开了首届“圣保罗论坛”[1]。会议汇集了从游击队组织到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意识形态光谱中的绝大部分地区性政党及进步组织，围绕“国际秩序变化及其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重要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与会代表谴责新自由主义，强调在拉美历史文化根基上建立社会主义范式的必要性。会议对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及其原因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问题，有代表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出了问题，有的则认为是苏联政府局部政策失误导致的恶果；关于古巴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与出路，有观点认为古巴社会主义模式只需进行局部微调，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古巴应以更加多元的社会主义认同来代替现有的政治制度，或者通过党内派系的建立促进内部的民主交流与选举。与会代表不仅对处于美帝国主义封锁和孤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表示了一致声援，还围绕拉美国家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对党的服从问题、党对媒体的控制以及经济国有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最终通过了《圣保罗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并决定在墨西哥城召开第二届论坛。因参会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宣言》终稿并未明确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是把论坛定义为左翼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人民的和反帝国主义的论坛。

圣保罗论坛的成立对拉美左翼的崛起、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巴西劳工党领袖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为该论坛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届会议召开前夕，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访问古巴。在与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交谈后，双方一致认为，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必须提出一种能够动员群众、激发群众斗争意识的战略规划，并通过建立由左翼政党和进步组织主导的地区性论坛，深刻揭露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进而寻求对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寡头力量的一体化路径。双方最终提出了举办“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左翼政党和组织会议”的倡议（即圣保罗论坛的“雏形”和“前身”）。

二、圣保罗论坛的发展历程与国际影响

自成立以来，圣保罗论坛始终坚持在拉美众多左翼传统派别间寻求对话，促进地区左翼力量的团结与进步。论坛历经30年的调整与发展，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地区及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一）论坛的发展历程

圣保罗论坛的发展大致可分为1990～1997年的初创期、1998～2009年的勃兴期和2010年至今的徘徊期。反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寻求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是圣保罗论坛初创期的主要关切。1998～2009年的勃兴期，时逢拉美左翼集中上台的“粉红色”浪潮。2010年至今的徘徊期，论坛遭遇了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美帝国主义和拉美右翼对拉美左翼发起的新一轮进攻。

论坛的组织架构不断完善。1991年6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届圣保罗论坛吸引了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68个政治组织和北美及欧洲的12个观察员组织参会。在这次会议上，论坛主办方决定正式启用“圣保罗论坛”作为会议的固定名称，并提出了促进地区左翼经验交流、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协调行动及深化地区一体化的论坛宗旨。

第二届论坛设立了论坛组委会和工作组，前者旨在协助东道国政党承办论坛，后者立足探索论坛的常态化建设。第二届论坛组委会由巴西劳工党、墨西哥民主革命党（PRD）、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秘鲁联合左翼（IU）、乌拉圭广泛阵线（FA）和古巴共产党组成。工作组每年举行4次会议，负责成员间的沟通联络以及历次大会基础文件的准备工作。随着论坛影响力的提升，论坛在巴西圣保罗设立了由巴西劳工党牵头的论坛执行秘书处，负责召集圣保罗年会和工作组会议，并陆续在乌拉圭、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建立了南锥体地区、安第斯-亚马逊地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三个地区秘书处[3]。

因与会者反对像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那样由一党主导的组织形式，圣保罗论坛坚持开放多元的组织原则，并明确指出论坛将不会成为共产国际性质的组织，也不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宣言或纲领性文件，不参与解决一国内部多党分歧和争端，更不会成为拉美地区现有政党组织的竞争者。

截至2019年，圣保罗论坛先后在巴西（1990年、1997年、2005年、2013年）、墨西哥（1991年、1998年、2009年、2015年）和尼加拉瓜（1992年、2000年、2011年、2017年）各召开过4次会议，在古巴（1993年、2001年、2018年）、萨尔瓦多（1996年、2007年、2016年）各召开过3次会议，在乌拉圭（1995年、2008年）和委内瑞拉（2012年、2019年）各召开过两次会议，在危地马拉（2002年）、阿根廷（2010年）和玻利维亚（2014年）各召开过一次会议。历届论坛主题包括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替代方案、新自由主义批判、地区一体化与团结、拉美左翼的发展战略等，同时与会各方也就世界及地区形势发表看法，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人物进行纪念。

自成立以来，圣保罗论坛成员党不断调整与发展，目前共吸纳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27国（或领地）的123个政党及进步组织[4]。论坛工作组由拉美16个左翼政党和组织的代表组成[5]。在这些政党中，既有智利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巴西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及秘鲁共产党等建党百年左右的老党，也有在新政治运动中兴起的左翼联盟和进步组织；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并长期执政的古巴共产党，也有因路线分歧、外部打压等原因历经沉浮、不断重构的左翼政党及组织。

（二）近年论坛的主要关切点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拉美地区形势趋紧，社会冲突频发，与圣保罗论坛相关的一些左翼政权先后陷入了国内经济下滑、社会动乱、右翼反攻和选举失利的困局。为应对新自由主义攻势、破解左翼发展困境，圣保罗论坛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了《“我们的美洲”共识》和25届论坛《最终声明》等重要文件，阐发论坛对地区及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关于替代发展的主张，批驳地区及全球反动势力的攻击与谬论。

2017年，在尼加拉瓜举行的第23届圣保罗论坛围绕“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和“切·格瓦拉逝世50周年”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基本文件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未消亡，地区右翼及世界权力中心对地区进步政府和组织的攻击愈演愈烈，并试图抹去拉美过去10年的进步历史，而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道路的持续攻击、对巴西前总统卢拉及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等拉美前左翼领导人的诋毁，是这一超越国界反攻战略的重要证据；精英控制下的媒体效力于政治右翼和地区及全球企业，社会在其操控下变得越来越疏离，公共服务遭到破坏，“软政变”不断出现；应保护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古巴等国当前的经验，从政治上对反动左派和右翼作出有效的回击。本届论坛还发布了以《“我们的美洲”共识》（以下简称《共识》）为题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共识》认为，地区力量对比已发生改变，并出现了社会政治颓势，但拉美左翼的进步周期并未结束，面对资本主义的反攻，当下正是左翼进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和谋求历史重建的关键时刻。《共识》主张，在尊重各国差异性的基础上，减少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在经济领域加强国家投资的作用，对主要经济资源实行社会所有制，不排除本国和外国私营部门的作用，但其运行须符合国家发展方向；在社会领域中，谋求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是左派政策的鲜明标志，没有社会包容，就没有真正的发展，国家在保障所有公民享有普遍的、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人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信息通讯领域的深刻变革，应加强人民力量，抵御信息、传媒和文化集权与集中；不断探索旨在实现地区解放的一体化模式，摒弃具有依附性的地区一体化模式[6]。

2018年，第24届圣保罗论坛在古巴哈瓦那举行，这是古巴继1993年和2001年后第三次主办该论坛。来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和中国、老挝、叙利亚等世界其他国家的400多名政党和社会运动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论坛旨在加强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菲德尔·卡斯特罗及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精神指引下的地区团结与一体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并向创立该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团结阵线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和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表示敬意和怀念。会议还通过了《最终宣言》和《行动计划》。

2019年，第25届圣保罗论坛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来自拉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124个国家近500名左翼政党领导人、社会运动代表、议员和知识分子与会。论坛通过了《最终声明》和多项决议。《最终声明》要求释放因政治原因被监禁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和其他左翼领导人，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古巴等国政府的制裁，支持委内瑞拉朝野对话和哥伦比亚和平进程，主张拉美进步力量团结一致，积极推进拉美一体化进程。大会期间，论坛还设立了非洲裔族群、青年、妇女、议员和土著族群等参加的分会场，召开了安第斯地区、亚马逊地区、南锥体地区、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秘书处会议，举办了拉美政党与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友好政党对话会议[7]。

（三）论坛的国际影响

20世纪90年代，拉美左翼及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历史最低潮。其间，圣保罗论坛克服重重困难，连续召开了八届会议，为拉美进步力量进行历史反思、重构地区认同提供了重要平台。在圣保罗论坛的影响下，拉美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左翼运动复归的积极因素。

自20世纪末以来，圣保罗论坛的部分成员党陆续赢得本国大选或在选举中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尤其在21世纪头十年，为消解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以“21世纪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拉美左翼政权纷纷掀起了新一轮政治、经济及社会变革。1998年12月，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MVR）在大选中获得胜利，从而开启了旨在实现委内瑞拉主权、正义、发展与团结的玻利瓦尔革命道路。随后，巴西的卢拉和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阿根廷的内斯托·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玻利维亚的胡安·埃沃·莫拉莱斯·艾玛（Juan Evo Morales Ayma）、洪都拉斯的马努埃尔·塞拉亚（Manuel Zelaya）、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和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等拉美左翼领导人先后在本国大选中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或突破。

21世纪初，随着拉美左翼政党和组织集中上台，拉美进步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不利地位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地区一体化运动的新发展一定程度上挫败了美国在拉美的霸权计划。2005年，由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计划宣告失败。2011年12月，首个涵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有33个独立国家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宣告成立。该组织试图在拉美各国之间寻求团结与多样性的平衡。

在21世纪初的“粉红色”浪潮中，圣保罗论坛不仅成为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构建团结阵线的重要载体，也为拉美及全球进步力量的交流与联合提供了重要平台。为实现共同议程和行动，圣保罗论坛与拉美和加勒比政党常设会议（COPPPAL）、拉美社会主义协调组织（CSL）及拉美和加勒比社会主义国际委员会（CALCIS）等拉美地区政党组织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与地区社会运动组织也保持着对话关系，并积极参与世界社会论坛（WSF）等全球及区域性活动[8]。

三、疫情冲击下的圣保罗论坛：立场与主张

2020年5月8日，圣保罗论坛工作组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复杂形势与协同合作”召开了首次视频会议，并发表了题为《疫情下的反帝国主义统一与团结》的会议宣言。会议由论坛执行秘书处和巴西劳工党共同组织，来自14个国家的23个政党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疫情是对各国政府、政治家、科学家及各国医疗卫生体系与社会制度的全面考验，对全球经济、政治及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实行医疗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国家遭遇了灾难性后果。拉美及全球医护人员不畏牺牲，勇担救治重任，但由于没有疫苗，疫情远未结束，应支持各国采取适当措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护人民，并遵守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规则。

会议宣言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不分国界、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的全球性挑战；为应对当前危机，应摒弃政治分歧，加强国际团结与合作；应把人民生命健康置于市场之上，制定保障人民权利和粮食安全的国家政策；确保对公共卫生的优先持续投入，将其视为基本人权而非商品；新冠肺炎疫情对妇女的影响尤其巨大，她们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大部分医护工作者、美洲的大部分家庭主妇、非正规部门及自由职业工作者，在疫情隔离期间，拉美国家的家庭暴力问题明显上升；新自由主义再次证明其作为一种社会模式的失败，而国家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弱势群体方面的领导力及有效性至关重要；捍卫拉丁美洲“和平区”地位是确保地区稳定、协同应对疫情的重要前提。

会议宣言提出了26条建议，其中包括：在加强抗疫合作方面，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nio Guterres）关于“全面停火及共同抗疫”的倡议；支持建立国际人道主义基金，以筹措疫情诊断及治疗所需的医疗物资，生产保障医护人员安全的防护物资及大量口罩，提升科技在抗疫过程中的作用，加强医院网络建设和疫苗研发工作；号召地区及国际多边组织、政党、社会运动及人民团体等呼吁并敦促各国政府优先照顾弱势部门及疫情受害者，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则，尊重并认可其工作；发挥和加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的作用，在其框架内、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泛美卫生组织（PAHO）的支持下组建国际科学委员会，推进相关研究及程序的讨论；支持不结盟运动（NAM）2020年5月4日协调会关于“加强国家、地区及国际抗疫合作”的决定，认为这一决定是反对单边主义的真正疫苗，是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信息；要求各国政府加强行动力，以确保其所有公民安全平等地获得医疗卫生服务和饮用水，各国经济复苏措施不能影响对人民的保护，也不应扩大经济社会差距；支持联合国关于建立和实施“普遍基本收入”的建议。宣言还指出，应确保新冠肺炎患者及医护人员所需医疗物资的生产与分发；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应迅速作出新冠肺炎药品、检验和疫苗免费的决策；支持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开展必要的团结合作。

宣言对古巴革命政权遭受帝国主义的不平等待遇进行了控诉，并高度肯定了古巴政府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展现出的国际主义精神。宣言指出，当前是团结的时刻，而非战争时刻；是合作的时刻，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进行封锁和制裁的时刻；是和平的时刻，不是进行威胁和恐怖袭击的时刻；是尊重人民自决权利的时刻，不是进行入侵和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时刻；是各国政府责无旁贷保护公民和挽救生命的时刻，不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及其地区盟友通过谎言、军事演习、指责和无视世卫组织、攻击其他政府，为其抗疫不力找借口的时刻。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特朗普政府企图用威胁性新殖民主义话语，对不屈从其利益的拉美国家政府实施侵略、制裁和封锁，大有重推麦卡锡主义和门罗主义之势。

四、圣保罗论坛30周年：历史意义与时代挑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拉美地区局势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作为地区左翼和进步力量反思斗争经验、寻求替代发展的地区性组织，圣保罗论坛不但见证了拉美左翼的低潮、徘徊与复归，更成为凝聚左翼共识、加强左翼团结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面对拉美地区多元杂糅的政治传统和复杂多变的地缘局势，圣保罗论坛的创建与发展始终面临着团结抑或分化、斗争抑或妥协的艰难抉择与考验。

（一）圣保罗论坛的历史贡献及时代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历史低潮的时刻，圣保罗论坛的创立体现了拉美进步力量的历史担当与时代洞察力。1993年，在哈瓦那举办的第三届圣保罗论坛上，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再次强调了拉美一体化的重要性，并指出要实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独立先驱的理想必须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充分准备。菲德尔·卡斯特罗强调，没有各国人民的团结，就无法实现拉美各国的独立、安全、和平、发展与福祉，从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困境就能认识到各自为政的一体化是不可取的，但拉美需要政治经济一体化来克服所有障碍，跨国公司不会使拉美实现一体化和团结，拉美经济政治一体化应首先从观念和思想上解决[9] 。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节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缺乏进行社会革命的有利政治条件，但却有可能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反帝国主义团结阵线，并通过扭转左翼在地区力量对比中的颓势，促进拉美进步运动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地区多元化基础上的团结[10]。

多元、团结和替代是圣保罗论坛的核心要义。第17届圣保罗论坛的基本文件强调，团结和尊重各党的不同意见及看法是论坛必须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古巴著名知识分子、《古巴社会主义》杂志主编恩里克·乌比塔·戈麦斯（Enrique Ubieta Gómez）在《我们的美洲共识：从圣保罗论坛建立团结》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每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都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有些国家必须建立、巩固或捍卫其意识形态共识，而另一些国家则应首先建立政治共识，而非意识形态共识。但无论哪种情况，无论是拉美地区还是全世界的左翼都有两个主要敌人——不团结和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因此，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左翼的最低纲领[11]。尽管论坛成员党或组织的历史源流、意识形态、政治地位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圣保罗论坛始终坚持在多元基础上联合、在团结基础上开展反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基本原则，不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探索符合拉美各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人民利益的替代道路。论坛认为，替代发展模式应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圣保罗论坛关于替代模式的思考与经验交流已形成了多元互利的地区关系网；拉美一体化应建立在各国关系改善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新的地区一体化规制不断践行“我们的美洲”理想。圣保罗论坛的历史表明，建立新国际主义道路是可能的。尽管面临诸多内外挑战和时代考验，圣保罗论坛仍将是拉美左翼谋求地区一体化、民主自由、社会福利、主权与社会主义的重要平台[12]。2020年7月，为纪念论坛成立30周年，圣保罗论坛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领导人进行了在线主题演讲[13]。圣保罗论坛的初创成员之一、秘鲁妇女和社会发展部前部长、秘鲁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del Perú）党员艾达·加西亚·纳兰霍（Aída García Naranjo）认为，拉美国家在圣保罗论坛成立的30年间，既经历了斗争、胜利、抵抗和希望的“飓风”，也经历了人民民主、社区民主、代议民主及平等民主等形式的民主“飓风”，拉美国家的人民民主通过左翼政府进步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实现了历史性表达；在拉美地区，圣保罗论坛既是争论的空间，也为独立运动200多年来拉美人民争取新社会契约、新宪法和新规制而进行的新斗争带来了希望的“飓风”[14]。尽管面临诸多内外挑战，圣保罗论坛负重前行的历史表明，建立新国际主义的道路是可能的[15]。

（二）圣保罗论坛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历史局限性

随着地区局势的演进，圣保罗论坛面临着调整与变革的迫切要求。一些拉美右翼不断攻击圣保罗论坛，以期达到搅乱地区局势和混淆视听的目的。例如，巴西政客卡波·达乔洛（Cabo Daciolo）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圣保罗论坛称为阴谋组织，而现任巴西外长埃内斯托·阿劳若（Ernesto Araújo），则将其视为“腐败、独裁、贩毒和恐怖主义的网络”。

圣保罗论坛的主创力量认为，圣保罗论坛的运转必须有质的提高，才能扩大拉美加勒比左派之间的对话、一体化、合作和行动的团结，才能增强拉美加勒比左派理论分析、战略纲领和策略的制定和解决特殊问题的能力。圣保罗论坛面临的主要挑战还包括成员党如何巩固现有地位尤其是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开展反右翼和反帝国主义斗争、深化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改革、促进地区团结与一体化、支持社会斗争、坚持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问题、扩大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讨论、改进圣保罗论坛的组织运转方式、深化地区左派的对话与合作，等等。

除面临复杂时局和政治斗争的考验，论坛在组织原则和理论主张上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在成立之初，圣保罗论坛就拒绝以“国际”的形式成为约束成员的组织机构，而是力图为参与者创造自由表达、相互交流的对话场所，为争取地区独立民主、实现繁荣发展提供可能性选择[16]。由于论坛组织形式松散、制约性弱，圣保罗论坛的组织构成始终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部分参会政党及组织的合法性因地区或国内政治变化时常引发论坛内部的争论，一些论坛成员党或组织也缺乏相应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此外，为寻求基本政治共识，圣保罗论坛在历次会议的基本文件中反复提及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基本方针。论坛内部因“社会主义观”导致的分歧始终存在，论坛提出的基本文件或声明仍缺乏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观照历史和现实的理论主张与时代判断，对拉美左翼实践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不强，对拉美左翼运动的政治路线、理论主张和实践策略的历史反思不够深刻。尽管谋求地区团结与一体化始终是论坛的最大共识，但斗争路线和纲领主张等分歧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论坛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在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后，一些拉美左翼人士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在垂死的过程中对拉美国家发起了更为猛烈的反攻，圣保罗论坛作为拉美左翼阵线不能仅停留在调和路线和空喊口号的层面，而应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否则圣保罗论坛极有可能因无法回应时代挑战，而遭遇其他类似国际组织不断官僚化并最终消失的历史厄运[17]。

五、圣保罗论坛视阈下拉美左翼发展的历史反思与未来趋向

圣保罗论坛30年的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拉美左翼30年来的思想轨迹、实践探索与发展诉求。在经历了21世纪初短暂的“粉红色”浪潮后，拉美左翼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未能保持良好势头，在国内政治斗争和地缘较量中逐渐式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拉美政治20世纪“钟摆效应”（左右翼交替主导地缘政治）的历史重现，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拉美政治进步周期的终结。而一些拉美左翼的中坚力量则认为，这是拉美左翼进行历史反思和力量重组的战略机遇期，社会主义依然是21世纪拉美的未来。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30年来，拉美左翼围绕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拉美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困境，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本土化的理论主张。拉美左翼普遍认为，拉美国家现阶段面临的两大核心问题是“替代”与“发展”，而人民团结与地区一体化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必然方向。“替代”主张源自拉美左翼对地区历史和现状的不满与担忧，寻求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制度替代是拉美左翼的主流观点，但在“替代”方式及方向等基本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方式、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等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理论模糊和分歧。少数极端左翼主张采取武装革命的方式扰乱或破坏现行国家秩序，但对未来国家建制缺乏远见。一些通过合法斗争上台的激进左翼对内实行以“21世纪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国家改造和惠民政策，对外主张地区团结和反对霸权主义，但在任期内既没有实现对本国外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革，也未能从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地缘利益链条中彻底抽离。一些来自地区大国的温和左翼面对国内寡头阶层的固化和本国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深度裹挟的现实，对内主张从政策层面对现行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进行渐进式改良，对外主张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持原则上批判的态度。针对圣保罗论坛及拉美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阿根廷著名左翼学者、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前执行秘书长阿蒂略·波隆(Atilio Borón)尖锐地指出，没有反资本主义革命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打倒资本主义需要一个多元和多维的主体，通过正确的战略战术，为争取社会主义进行长期有组织和有意识的斗争；查韦斯再次强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剖析，尤其是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斯坦民主社会主义“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批判[18]。

总之，在当下的社会历史阶段，拉美左翼试图通过暴力革命的传统道路谋求制度替代的方案尚缺乏成熟的主客观条件，而试图通过外围资本主义脆弱的代议制民主进行合法斗争的道路，也面临着复杂的政治角力和时局考验。面对“替代”与“发展”的时代课题，拉美左翼唯有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充分尊重和肯定拉美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紧密团结和依靠拉美各国人民，才能真正担负起引领拉美替代运动的历史重任。面对拉美“左退右进”的现实困境，拉美左翼应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缘政治的新特征与新趋向，通过提升理论水平、加强组织建设和调整实践策略，积极寻求并切实践行真正符合拉美外围国家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的时代方案。在发展中谋替代，在替代中求发展，是拉美左翼及地区进步力量面向未来的共同使命和美好愿景，但从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资本一体化到地区人民一体化，仍将是漫漫征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