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一定与这个国家探索出来的独特道路密不可分。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理论中，存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等不同表达，在强调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还存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必由之路或唯一正确道路的表述，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这三者究竟有着什么不同所指？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差异？在不同的场合应该适用哪一术语？这无疑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发展道路三个术语的出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端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点基本已经形成共识。这段时期曾使用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表述，最终才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术语。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但离不开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探索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离不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奋斗历程，也离不开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提供的丰厚土壤。

同样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表述。1979年3月，他明确表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时隔40多年后，2021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写道：“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再使用“新”字。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阐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后，在更多场合使用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内容丰富，包含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多个维度。

在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起始时间点的理解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鸦片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都曾被视做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例如“1979—2012年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十八大以来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同时起步的”等。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以19世纪晚清三场革新运动为标志，逻辑起点以1917—1920年孙中山《建国方略》为标志，现实起点以1954年9月周恩来首提‘四个现代化’为标志。”可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起始点，应当明确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执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段话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长期探索的，强调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突出作用，突出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道路”这一表述，在党的十八大后往往与“中国梦”同时出现。2013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中国道路”，提出“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

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把握“中国道路”的内涵。从狭义上看，“中国道路”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个自信”中的道路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的“坚持中国道路”，重点讲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广义上讲，“中国道路”是指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不同历史时期所创立的道路的总和，起点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包括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鉴于此，为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区分开来，“中国道路”这一术语应该从广义上来使用。坚持中国道路，在今天具体所指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不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为中国道路，应注重对改革开放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研究，尤其要对其现实启示和当代价值进行深入挖掘。

从总体上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道路”开始形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即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由被动转向主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由此开启；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道路”开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开始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义上的“中国道路”要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间起点早，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间起点早。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可以说已经融合为一，但问题也就出现了，三个术语、三种表述背后的历史进程别无二致，是否意味着三者可以等同使用呢？是否意味着“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简称呢？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之后，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再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的表述了呢？显然不行，因为这三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避免模糊使用、混用和错误使用的问题。我们要更准确地用好这三种关于道路的表述，把握好三种不同的话语，看到三个术语背后不同的叙事主题，向世界各国讲述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叙事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叙事主题是社会主义，它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应当将其置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它既是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的转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发展势头迅猛，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却一度陷入低谷。这表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并不是一回事，也说明，一个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与找到实现理想的方式并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才能让社会主义理想照进现实。没有正确的道路，理想就无法实现，只大谈特谈理想反而可能给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带来阻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想，没有偏离社会主义航向，但又不固守个别论断和传统模式，不去照搬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模板”。它既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注重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既始终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既明确要实现的目标，又致力于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式，其中蕴含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有机结合的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中国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替代资本主义不同，人类历史发展展现出的历史图景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并存，甚至资本主义一度占据上风、主导着世界秩序，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面对是随波逐流、改旗易帜还是继续坚守、开拓创新的问题，必须处理好坚持社会主义与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靠主动改革开放引入资本、发展市场经济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交流中，从技术、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有所借鉴吸收，从而获得了足够大的发展空间。在理论上，它通过解放思想重新审视了市场、资本的本质及其作用，不仅否定了有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认知，实际上也否定了有资本运作就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正如市场是手段一样，资本本身也是一种手段、一种可以用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使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逻辑能否被规制，资本运作是否能推进社会发展、是否服务于社会大多数人。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关于中国所开创的道路的故事时，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表述，可以主要面向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一方面，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蕴含的智慧，可以给其他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致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提供启示，有利于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本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一定要结合本国国情、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可以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可以借鉴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智慧，但最终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走好自己的路。

另一方面，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历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有助于团结世界上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以创造性举措取得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利于增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和决心，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扭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要向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所发挥的支撑作用，展现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样可以改变本国命运、实现本国发展的客观事实，让更多国家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别种风貌、别种可能。

在国际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曾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代名词，受西方国家长期意识形态宣传的蛊惑，苏联模式的各种弊病成为许多人质疑、否定社会主义的重要理由，“极权”“暴政”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等罪名被扣在社会主义国家头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被污名化。通过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故事，可以为社会主义正名，改变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刷新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增进其对社会主义的认同。

但也必须看到，国际社会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控制着国际话语权的现实环境下，一些国家存在先天的政治偏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阻力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含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属性明显，在面对部分西方国家和一些明确坚持资本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时，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讲述中国故事，并不利于彼此间的对话沟通，因此不宜在国际舞台不分场合地使用。与此同时，我们自身必须坚定地认识到，正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取得了令其他国家羡慕的成就，才有机会在国际社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必须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防止“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形形色色话语的侵蚀。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叙事主题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叙述主题是现代化，应该放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来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最早出现于西方国家，之后不断向全世界辐射，因此一度形成了“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固有观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和提炼，证明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路，“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

可以理解，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我们不认同“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世界各国都走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上，虽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因而走在世界前列，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到达终点，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正在奋力追赶，与西方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近，而且在很多方面的现代化程度已经超过这些国家。

西方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并不都是相同的，德国、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各有特色，作为其统称的“西方现代化”，实际上应该是“西方式现代化”，其本质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样式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关键字是“式”，强调的是由中国主导探索出来的另一种样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主动的、被积极探索出来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现代化方案。只有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机会全面主导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全面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此才正式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传统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是被动的现代化，是被西方资本逻辑全球扩张打开大门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面临古今中外各种理论、文化的交织和碰撞，其任务更艰巨、历程更复杂、性质更特殊。在这一背景下，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互相制约，中国就将背负沉重负担而无法实现社会根本变革，反之，如果去芜存菁，就能在博采众长中打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集古今中外之所长，辨识了传统的精华与糟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最终打造出了既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又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使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表述，是用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现代性”或“现代化”话语，讲述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自身现代化的历程。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但也要看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表述有更大的使用空间，因为它把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置于自身概念内而不是表述形式上，用各种社会制度、各种意识形态国家都更易接受的话语讲述中国发展道路，受众面更广泛，国际传播效能更强。

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更广阔的推广空间，可以得到更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同社会主义，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基本上所有国家都认同现代化，都想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为其他同样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使一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国家看到追赶实现现代化的希望，看到走出一条不受制于西方、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之路的可能性。在国际场合使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表述，有利于中国与更多的国家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也符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四、中国道路：民族复兴的叙事主题

“中国道路”的叙事主题，可以定位为民族复兴，将其置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来审视。“中国道路”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从古代的辉煌到近代遭受入侵历经苦难再在奋斗中走向复兴的故事。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会有复兴的目标，都会懂得复兴背后的历史厚重感。如果一个民族从未辉煌过，或者近代以来没有被入侵过，那复兴就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被谈起。

复兴是指衰落后再次兴盛起来、再创辉煌，“复兴”一词和“中华民族”的结合，描绘出中国道路的脉络。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断裂的文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尤其在汉唐时期有过相对强盛、繁荣、发达、开放的时期，但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间，中华民族陷入了“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从属于西方”的境况，“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中华民族想要摆脱危机、实现复兴，必然要走一条漫长的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需要在正确方向的指引下，一步接着一步往前走，才能最终实现梦想。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道路”有着不同的表述，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但它们作为“中国道路”的一部分，有着共同的主线，那就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从5000多年的文化传承中创造出辉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道路”的各个历史组成部分都有着共同的特质，那就是要依靠强大的、先进的政治力量的领导，激发起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根据中国具体实际、借鉴他国经验独立自主地探索出自己的路。

“中国道路”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国道路”不是只与中华民族有关的道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始，它就被置于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时代主题下，被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在与西方国家——那些在本国以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出场、在中国却以帝国主义狰狞面目出现的列强——的抗争中被探索出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中国虽身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但也坚持奉行和平共处基本原则，与亚非拉国家友好相处。改革开放后，中国更是向世界各国敞开大门，在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充分汲取各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道路”正是通过不断自觉融入世界民族之林、不断理顺中华民族与其他各民族、国家的关系，推动了中国的不断发展。

“中国道路”这一话语，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可以并且已经逐步从一个政治词汇、学术用语变成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和热议的显性话语，可以与“民族复兴”“中国梦”等搭配用于对外宣讲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的“中国”仅仅是民族意义上、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说明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都希望实现民族的独立自强，都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样，不带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色彩。从国际传播效能来看，“中国道路”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面向，其国际受众更广，更能为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所接受。

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道路”能够涵盖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所有道路，能够更容易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一路走来，如何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使用“中国道路”时，我们不仅要注意狭义和广义的区分，也要关注其中的历史延续性，避免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革命与建设道路同样可以给世界上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类型的国家提供启示。世界各国并不是都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并不是都在进行着同样的历史任务，有的国家还在进行着民主主义革命的事业，有的国家还不能自主探索本国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道路”不同阶段的丰富内容正可以为其提供借鉴。

“中国道路”还有助于展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和平发展。中国是没有通过对外掠夺、发动战争走向复兴之路的大国，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国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通过发动战争、牺牲他国来成就本国的事实。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次遭遇外敌入侵，战争给这个自古以来崇尚和平的民族带来了尤为深刻的痛苦记忆，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刻总结。使用“中国道路”的表述，能够凸显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既希望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渴望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虽然是用不同的话语讲述着同一个发展故事，但其背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三重叙事逻辑。三者主题不同，但都有利于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能够为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起到重要作用。基于三者在国际传播受众群体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应该着眼于三个概念的细微差别，择适、精准选用，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进一步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推动中国话语更好走向世界，引导、塑造、形成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话语格局，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更深刻地影响世界。

本文作者：陈培永，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博雅青年学者；余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