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供给的"公共产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普遍对中国寄予高度期待,希望能抓住这一契机,弥补它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足,解决金融脆弱等问题。本文基于域外国家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对中国和拉美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金融合作进行分析。短期内,中国参与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解决当地资本不足等问题;中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向存在国际收支逆差的拉美国家提供流动性支付工具,能够解决其金融脆弱性问题。长期来看,中国通过向拉美地区提供基础设施和金融公共产品,能够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区域支点;通过更高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币计价机制,保证中国原材料的供给安全。通过中国参与供给,拉美地区长期存在的区域性金融公共产品不足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关键词】：中拉关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区域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

进入21 世纪，中国跟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或“拉”）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金融合作对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西方政府、媒体和研究机构却无视拉美国家发展进步的良好局面，频频指责中国在拉美进行“新殖民主义”。近年来，一种污名化“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新论调——“债务陷阱论”在国际社会散布，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给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贷款，使其对中国高度依赖。当这些国家无力偿还贷款时，便“趁机获取战略资源”，使债务国陷入“债务陷阱”。在拉美地区，随着委内瑞拉国内危机愈演愈烈，西方国家借题发挥，认为中国是委内瑞拉国内危机的推手。此外，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因与中国合作而落入“债务陷阱”的论调也不绝于耳。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切入，从域外国家参与拉美地区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分析中拉金融合作，旨在对以上论断进行回应，并为双方进一步加深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金融合作提供有益参考。

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及其供给

国际公共产品理论是霸权稳定论的灵魂，霸权国家承担“公共成本”，使国际经济体系得以稳定。国际公共产品在使用权和使用量上分别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以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作为物质基础，霸权国家按其意志建立国际秩序。当霸权国家从国际秩序中得到的边际收益下降到不足以抵消为维持该秩序所付出的边际成本时，霸权就会松动。此时，国际体系中的多个行为体如果能够围绕多边国际制度展开合作，就可以保障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反之则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充当各类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但是这种霸权并未持续很久，尼克松总统在1971 年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以及此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可以视为美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能力和意愿的下降。“冷战”结束后，国际公共产品的“私物化”倾向和供给不足已明显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障碍。进入21世纪，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冷战”时期完善起来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发生新变化，大部分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定位从消极防御转向积极建构。这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封闭边界被打破，国与国之间通过缔结洲内或洲际协议，进行力量整合，应对世界多极化。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继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化出现分裂，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区域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呈现出其时代的合理性，有关国家为了本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而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和维护区域性公共产品成为新趋势。

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是对传统霸权稳定论的修正和延伸，是区域合作发展实践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体现。2002 年，美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出版了《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一书，该书从区域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发展和稳定方面开展合作的经验。曼瑟尔·奥尔森认为，相较于大集团中不可避免的集体行动困境，在小集团里联合行动提供公共产品则更易实现。国内学者中，樊勇明率先提出“区域性公共产品”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区域性经济和安全的合作。经过多年研究，国内学术界已形成共识，“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是只服务于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成本又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按照产生领域划分，区域性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安全类、贸易类、投融资类、开发援助类四种具体类型。学术界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三种传统供给模式也已形成共识，即霸权国供给（如“北美模式”）、域内主要大国合作供给（如“欧盟模式”）、域内多个成员国共同供给（如“东亚模式”）。

随着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理论的逐步成熟，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被拓展，区域外国家参与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例子屡见不鲜。由于在国际区域合作中无法避免的外部因素，当一国注重其在合作对象区域内的政治地位时，该国可以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时选择“最佳表现”。这意味着，虽然此选择可能短期内不会使该国收益最大化，但可以提升公共产品供给国在公共产品接受地区的声望和地位。结果是，当公共产品供给国在公共产品接受地区的声望和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便可提升该区域的凝聚力，促进区域内以及跨区域之间的合作。这也就从理论层面对区域外国家参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了支持。

二、拉美区域性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经济一体化尝试的发展中地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拉美地区就成立了分别包括10个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和由5个成员国组成的中亚美利加洲（简称“中美洲”）共同市场。但是，拉美地区又是世
界上一体化最为复杂、成效最为有限的地区。在拉美一体化探索过程中，往往贸易先行，金融一体化最为滞后。究其原因，缺少区域性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国是关键因素。区域性金融公共产品既包括通过融资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包括以货币金融合作方式促成的金融稳定。

（一）拉美区域性金融公共产品需求形势

长期以来，诸多拉美国家意识到自身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是制约其经济难以维持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各国也积极应对，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战略，积极吸引外资。但是，资金不足问题始终突出。另一方面，金融不稳定是拉美地区的主要特征。2018年，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加快导致多国金融动荡，使这一问题再次被讨论。

1. 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长期不足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是影响人员流动、资源配置、贸易活动和生产布局的关键因素，对一国经济活动的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拉美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受困于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拉美国家大幅减少它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据统计，拉美地区六大经济体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占GDP 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3.1% 锐减至1996—2001年的0.8%，而同期私人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更是少之又少。基础设施不足成为经济增长、提高竞争力和降低贫困的一大障碍。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曾在2012年做过估计，拉美国家应当将GDP的6.2%（约3200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上，以满足2012—2020 年期间最紧迫的基础设施需求，并赶上其竞争对手。但是，2004—2013年全球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内资金充裕的情况下，拉美国家每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不足GDP的3%。另外，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2008—2013年，拉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额（包括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排在前三位的是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尼加拉瓜，而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均低于拉美地区的平均水平。当前，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均面临债务高企、美联储加息、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财政赤字不可持续、货币疲软等问题，这使拉美国家在未来3 至5 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仅能维持在最低水平。

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开发机构，世界银行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贷款总额不断增加，但对拉美地区的贷款总额却呈下降趋势。其中，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对拉美地区的实际支付额从2014 财年的56.62 亿美元降至2018财年的40.66 亿美元；国际开发协会（IDA）对拉美地区的实际支付额则从2014 财年的3.06 亿美元降至2018 财年的2.23 亿美元。c 与此同时，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普及，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被提高，意味着其长期投资的能力和意愿将降低，使本来就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拉美国家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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