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拉美地区具有倡导一体化的历史传统。然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贸易、投资、货币和发展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发生新变局，即出现了拉美地区原有一体化的被动调整和新增一体化的主动拓展这两种趋势。尽管内生动力仍是驱动经济一体化的主因，但是一体化速度和方向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中期内，加强拉美地区内部经济一体化程度和面向亚太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比较大的潜力，而旨在促进生产结构转型和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结构性改革则是其重要保障。中国应抓住机遇，积极对接拉美地区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求。

【关键词】：拉美地区; 经济一体化; 区域合作; 贸易保护主义

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通过增加市场准入、享受规模收益、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增加对潜在投资者的吸引力、对内促进市场竞争、对外提高国际谈判能力等方式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简称拉美地区）长期以来具有倡导一体化的历史传统。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区域贸易协定就在拉美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近70年之后，该地区依然没有达到像欧洲那样的一体化程度，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繁荣发展，演变到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深受国际环境变化影响的状况。2017年以来，特别是进入2018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经历深刻的变革和调整，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世界贸易、投资、货币和发展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驱动力和实现路径迎来新一轮的变化，机遇和挑战相伴而生。

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演变及历史阶段

（一）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对于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体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等的关系上，与其他区域一体化模式的比较也备受关注。大量研究文献表明，贸易一体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弗兰克尔和罗默的一项开创性贡献发现，依据地理划分的贸易对各国的收入具有积极影响。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报告也表明，贸易一体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会对总收入不平等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拉美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低于其他新兴市场，该地区有机会利用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贸易一体化可能导致社会特定部门的调整成本，因此构建社会安全网有助于平滑调整过程。2

为实现利用区域一体化促进增长的目标，拉美地区已经探索了一些一体化模式：从盛行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旧”区域主义（强调区域一体化和进口替代作为工业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到20世纪90年代从实行外向型改革中衍生出的“新”区域主义。重要的是，后者因将区域主义视为实现全球一体化目标的基石而获得“开放区域主义”的标签。3德夫林和焦尔达诺也指出了“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之间的区别。前者本质上涉及进口替代方法，谈判议程以贸易问题和逐步给予的优惠为中心。相比之下，“新”区域主义更具有雄心，其谈判议程更为广泛，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标准，等等。4

1993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的开创性研究及后续研究开始比较东亚和拉美地区不同的一体化模式。5这些研究表明，一体化过程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情况是，首先建立促进一体化或“法律上”一体化的制度（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多边关税同盟和多边自由贸易区协定），然后推动一体化实质性发展（特别是扩大区域内贸易以及相伴而生的投资）。另一种情况是，即使没有建立制度，区域内贸易也会因市场主导型或“事实上”的一体化而自动扩大。桑山认为，一旦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体化之间产生互补性和协同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便水到渠成。6

自1990年以来拉美经委会一直倡导兼顾社会公平的生产模式变革战略（transformación productiva con equidad），并且认为一体化必须建立在开放的区域主义基础上，同时也必须有助于改变生产模式。1994年，拉美经委会明确强调产业内专业化会导致结构转型，而产业内专业化又是由区域一体化驱动的。7这种理念不仅影响了拉美经委会后续的研究，而且以此为基础广泛地改变了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前景。

简言之，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呈现的三个特征将奠定分析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演变动因及路径的基础。第一，经验表明，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国家经济增长。这将增加各国应对内生性或外源性冲击时通过一体化摆脱危机的可能性。第二，开放型区域主义十分重要，但面临较大挑战。一方面从议题设置需求看，从简单处理贸易问题演进到将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环境问题等不与贸易直接相关的问题纳入，增加了设计一体化战略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当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成员存在显著差异以及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恶化时，推进一体化的难度增加。第三，随着全球生产过程“片段化”趋势加强，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已经演变成各国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由市场引领的、自发的、先于“法律上”的经济一体化具有更大的活力和可持续性。

（二）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历史发展特征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创建共同市场来加速工业化为特征（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拉美经委会就已经提出建议，即通过扩大国内市场来获取更大规模的生产收益，从而促进地区工业化。较早的实践者是于1960年成立的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和拉美自由贸易协会（LAFTA）。820世纪50、60年代拉美地区正面临国际收支长期失衡、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需的进口资本品不足以及国内市场狭小等困扰，这增强了区域一体化的主观需求，从而迎来了一体化的第一个高潮。然而，整个70年代，鉴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支付受限、军政府执政的国家很难让渡国家主权等因素，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陷入低潮。

第二阶段以外向发展模式促进开放区域主义为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加上债务危机，使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出现了外汇短缺。贸易下降，加之不同国家闲置产能和过度需求并存，导致区域一体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新获得动力。在这个时期，区域一体化不仅被视为扩大国内市场、享受规模收益的一种手段，而且被证明是摆脱经济危机的一种途径，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结构改革中被视为转换生产结构、提高竞争力的工具。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迎来第二个高潮，代表性进展包括1991年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成立，同年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成立并取代中美洲国家组织。1994年加勒比国家联盟（ACS）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式生效9,1996年安第斯集团更名为安第斯共同体并于1997年正式运作。然而，这种开放的区域主义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连续爆发的三场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动荡与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而陷入低潮。

在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比较中发现，虽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拉美地区一体化比东亚地区至少早30年并且建立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但遗憾的是拉美地区内贸易增长不及预期，反而东亚一体化自90年代中期启动后却获得了显著成绩。东亚一体化的成绩主要归功于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长达20多年的由市场主导的、“事实上”的经济一体化为向制度主导的、“法律上”的经济一体化转换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2008年的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所强调的，亚洲区域主义是经济互动扩大的结果，而不是政治规划的结果。10

第三阶段以全球金融危机加速国际政治经济深度调整为特征（2008年至2017年）。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地缘政治因素错综交织，地区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大国政党博弈消耗改革动力，使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脆弱性的问题。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三是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动力，借此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重塑了国际经济新格局。四是以工业4.0、新能源、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孕育兴起，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新引擎。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迎来第三个高潮期，代表性进展包括2008年南美12国成立南美国家联盟（UNASUR）、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CELAC）正式成立、2012年太平洋联盟（AP）正式成立，等等。

第四阶段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重塑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为特征（2017年至今）。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贸易、投资、货币和发展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发生新变局。区别于前三个阶段，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外溢效应造成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原有一体化的被动调整，如NAFTA的重新谈判；二是新增一体化的主动拓展，如地区内部一体化程度加深及与域外欧盟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积极融合。下文将详细阐述这两种方向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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