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哥伦比亚汉学家唐可·阿尔梅罗笔下的中国
摘要：本文通过哥伦比亚汉学家唐可·阿尔梅罗的游记《穿过鸦片的硝烟》的阐释,从中可以看出其作为拉丁美洲人的视角,一方面肯定了中国人的品德、社会准则和文化,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述模式,对中国的认知存在诸多偏见。在他的笔下,中国是作为"他者"的存在,言辞之间充斥着距离感和怜悯情怀。深刻认识以唐可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知识精英对华认知偏见的来源有助于更新我们和拉丁美洲社会的交往之道。
关键词：哥伦比亚汉学家;唐可·阿尔梅罗;中国形象;双重性;身份认知;
引 言
西班牙语单词“historia”具有历史和故事的双重含义。尼古拉斯·唐可·阿尔梅罗（Nicolás Tanco Armero，1830— 1890）作为最早游历中国的哥伦比亚汉学家，见证了鸦片战争和苦力贸易的历史，记叙了在中国三年（1855—1858）的见闻，并将其汇集成故事，供西方世界参阅。外国人来华并不罕见，始于两汉，盛于明清。外国人对其在华经历的记叙使中国“走向”世界。其中，最有影响的游记当属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地理大发现之后，来华人士主要以欧洲传教士为主，比如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他著有《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汉学家在中国的生活足迹及传教经历。
在殖民时期的拉丁美洲，欧洲记述中国的游记类书籍逐渐流传。比如，1667年，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写就《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介绍了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旅行的见闻，并配以精美的绘图。1676年，多明我会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0—1689）的著作《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China y oriente.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问世，该书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12年的游历。此后，多明我会会士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些欧洲汉学家有关中国的书籍对拉丁美洲早期的汉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三位拉丁美洲早期的汉学家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1539—1600）、胡安·德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1600—1659）和石铎琭（Pedro de la Piñuela，1650—1704）。
如果说16世纪至18世纪的拉丁美洲汉学家对中国尚处在远观，19世纪的哥伦比亚青年唐可则传承先辈精神，亲历中国，以其独特视角和身份，记叙了鸦片战争时期动荡的中国。因此，在本文中我们的视域将转向海外汉学界并不太熟知的、遥远的拉丁美洲汉学家。唐可，这位19世纪哥伦比亚汉学家在其著作《穿过鸦片的硝烟》中如何记述中国、对中国有何观感和态度？他的克里奥尔人身份的双重性又如何影响其对中国认知的双面性？
一、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视角
唐可·阿尔梅罗出生于哥伦比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被认为是距今所知的第一位游历并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哥伦比亚人。他的父亲迭戈·尼古拉斯· 唐可（Diego Tanco Armero，1809—1885）是当时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名政府官员。正如拉丁美洲的大多数精英阶层一样，唐可的基础教育是在纽约完成的，之后又赴巴黎圣芭芭拉中学学习。完成学业后，他重返哥伦比亚，加入保守党，积极参与热点辩论，批判何塞·伊拉里奥·洛佩斯（José Hilario López，1798— 1869） 政府，最终遭到逮捕。在狱中的三个月里，他思考自己何去何从，最终决定离开祖国，踏上航海的征程。1851年11月，唐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旅行，从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港驶向哈瓦那。21 岁的唐可踏上古巴的领土，却举目无亲，只好在当地一所学校教数学。几个月后，他又受雇管理制糖产业，由此接触到大量来自非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劳动者。因其个人能力出众，他被派往中国，管理在华分公司。
1855年2月，唐可从哈瓦那启程，经美国、英国、法国、马耳他、埃及和斯里兰卡，最终于1855年6月25日抵达中国香港。根据他的描述，当时香港的外国人并不多，主要是英国人，另有一些西班牙人，还有智利领事——唯一的拉丁美洲人。自此，唐可开始了他在中国三年的生活，并根据其经历写下了旅行笔记——《穿过鸦片的硝烟》。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从新格拉纳达前往中国的途中见闻，第二部分是中国见闻录，第三部分是经巴勒斯坦归国的情况。其中第二部分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历史、社会习俗、文化、宗教、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的不同生活状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传教使命，以及鸦片战争和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阿根廷学者罗萨里奥·乌韦尔特（Rosario Hubert）说：
《穿过鸦片的硝烟》证明了一种书写中国的新方式：国家身份是为一种国际化的身份认同服务的。在地理的、想象的和伦理的意义上，中国都超越了拉丁美洲的阐述视角而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域，并且反过来重新定义了旅行者自身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与各种地理知识的产生有关：绘图、旅游以及朝圣。
因此，对于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一种与西方文明习俗、文化、历史大相径庭的遥远的东方文明。唐可的这本游记正是基于这样的阐释视角。
乌拉圭作家安赫尔· 拉马（Angel Rama，1926—1983）称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是“传统和社会等级制的守护人”；他们可以借由文学作品，在完美无缺的符号空间中，让人思考和建造梦想之城，向市民提出理想的秩序。在《知识之城》（La Ciudad Letrada，1998）一书中，拉马认为美洲的城市是征服者在征服过程中的合理化产物，他们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按照欧洲人的模式继续生活。因此，欧洲社会和文化孕育了拉丁美洲社会，而原始的印第安文化、语言和神话故事却游离于中心之外围。早期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肩负着国家文学创作的使命——为了使拉丁美洲可以融入欧洲的话语体系，他们需要规范法律法规、收集文献、编纂词典、编年史以及书写旅行笔记。
唐可正是这类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负有传教使命，以欧洲为中心，兼怀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希望通过学习他国的文明和经验，建设拉丁美洲的国家和城市。因此，他笔下的中国虽和历史事实有些偏差，其见解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其身份的观察及叙述视角。和当时大多数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一样，唐可也把自己当作受过教育的智慧的“欧洲人”，用一种欧式贵族的视角看中国：
香港赛马会由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商人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对接待的宾客挑剔有加。会所展现了其优雅的贵族气质，与伦敦蓓尔美尔街的韵味相投。建筑的外部结构也高贵华美：富丽的大堂用亚洲的豪华家具布置而成，房间漂亮至极，十分应景，盥洗室美轮美奂，宽敞的房顶露台方便乘凉。
唐可的言语暗示了对会所之华丽的羡慕。作为“被选”的高贵宾客之一，他可以在这里入住，流露出被当成欧洲人“优待”的自豪感。正如拉马所言，拉丁美洲“知识之城”的建立，离不开宗主国的规范及殖民式管理。因此，一批唐可这般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做着欧洲梦，骨子里满是效仿和崇拜。拉马认为城市是对某种秩序的幻想，并且把这种幻想现实化。拉丁美洲的城市是由征服者们逐步建立的，以适应他们的秩序和规范，所以在这一框架中不难理解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欧洲性”。
二、克里奥尔人的双重身份
唐可作为出生在拉丁美洲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个克里奥尔人，其身份是很难定义的。他的旅行笔记常给我们传递出一种矛盾性：时而是作为欧洲人的优越性，时而是找不到身份认同的茫然。鉴于拉丁美洲大陆人种的多样性，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Mignolo）提出“克里奥尔人的双重意识”的概念。“克里奥尔黑人的意识与克里奥尔白人（撒克逊或伊比利亚人后裔）的意识是相反的，他们并不是继承殖民者的意识而是奴隶性的产物。”因此：
西印度或美洲这样的称呼是根据卡斯蒂利亚人或欧洲人的意识形成的。“半个欧洲”是根据克里奥尔白人的意识想象的。然而在克里奥尔黑人看来，克里奥尔白人的意识具有双重性：他们拒绝欧洲却并不拒绝“欧洲性”，也就是说在克里奥尔白人的意识里，成为美洲人但并不拒绝成为欧洲人；成为美洲人，但和美洲印第安人或非裔美洲人不同。
拉丁美洲人种的多样性以及欧洲文明与土著文明的碰撞，使得克里奥尔白人的双重意识和身份特点显著。像唐可这样的拉丁美洲大陆知识分子，一方面对欧洲持批判学习和借鉴的态度，但作为拉丁美洲人骨子里同时保留其欧洲性；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人种和现状也影响他们意识的另一面，即作为独立的拉丁美洲人的存在，而不是欧洲的附庸。中心形象的塑造与外部构成是分不开的。因此，文人、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们努力塑造15世纪以来以欧洲天主教为中心的文明时，总是需要外部形象的衬托。旅行笔记中的中国被书写为非中心的文明，正是为了构建这种形象。
阿尼瓦尔·基哈诺（Aníbal Quijano，1930—2018）从拉丁美洲被殖民的视角分析了异质性文化和独立性文化。“异质性文化”这一概念主要描述在殖民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拥有不同的历史起源，其文化因素具有在冲突中共存的特性。社会的主导文化是由社会的主导群体控制的。基哈诺认为“某些社会的建立是在不同文化世界的社会群体控制秩序下产生的，不仅仅是社会形成内部秩序方面的因素，还是以价值和认知观为导向的。”基哈诺在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合写的《美洲性是一个概念，或现代世界体系下的美洲》一文中，也强调美洲的国家性使其种族渊源可以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而种族性是一个社群的边界，由国家和身份性来划定，是不断变化的。自1492年大发现以来，美洲可以说一直依附于欧洲文明。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爆发独立战争后，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才逐渐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及其国家的独立文化和文明。